《汉书》整理平议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是人们学习和开展《汉书》研究工作最常用的权威文本,但这一古籍整理典范之作仍有不少疏漏。从古籍整理规范角度出发,对点校本在底本文字校勘方面予以考察,便发现其中尚存在着径增、径删、径改、径移、文字处理失范等问题。     

廉政箴言

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释义:表面上好听的话,是虚伪的;真     

古之灵州今何在

灵州县设立于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城址在黄河东岸,《汉书·地理志》也载有此县。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所著《汉书注》中,对灵州县得名作了注解,说因为县城在黄河的洲岛之上,“水中可居者曰州。此地在河之州,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     

皇帝的治吏奇招

汉武帝首创反腐办 在中国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汉书》评叙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他一生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的“伟大”事业，在反贪腐这一领域有所作为自然也不奇怪，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胡适特别爱写“本事诗”

"本事"的含义是"真实的事迹"。传说《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担心他的弟子各按己意撰写历史,故谆谆告诫他们:"论本事而作传"(《汉书·艺文志》)。文学作品离不开虚构,这已成为常识;但作品往往有其生活依据或人物原型,这同样成了常识。古代不少诗词原有"本事",被统称为"本事诗"。比如,宋代李清照的词作以"婉约"风格呈现于世人,固然跟作者的女性身份有关,但很多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研究三题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之小说不是文体,也不具有任何文体学的意义,也不能被简单地称为诸子学说;其确切含义应为小的学说,且不具有实质的内容,只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对小说家的作品进行把握的一种泛称。小说家并不是一个学术流派,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流派,而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小说家之所以杂乱,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其本身就杂;第二,具体到诸子略之一家的小说家,其中还著录有整个诸子略的杂书。小说家之所指不是稗官,闾里小知者只是对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的另外一种称谓,并非是又一种类型的小说家。     

《群书治要译注·汉书》选登

武帝时，公主贵人多逾礼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上从容问朔：“朕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日：“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衣绲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绩厕。宫人簪璋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锺，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     

论《汉书》民族史撰述结构体系与叙史风格

《汉书》以纪、传、志、表构成民族史撰述体系,以整齐体例和详赡记述,全面展示了西汉民族关系和民族史风貌。其中三篇民族史传,承继《史记》遗风又不泥古,体现出《汉书》对民族史撰述之谨慎与重视。《汉书》撰述民族史,宣扬天下一统,颂扬汉德,主张各民族友好相处,肯定和宣扬西汉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成就;《汉书》秉持"种别域殊"之观点,强调民族间的同质性与差别性,并从地理环境、民族经济形态等诸方面做出阐释;《汉书》"以其故俗治"的民族治理原则,对我国以中原文化为主调的民族礼仪文化之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三篇

札记一<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均有子贡传,唯不尽同.前者是表彰货殖家之贤而富者,后者意在尊孔,所以对子贡传加以更改.札记二<史记·货殖列传>中"椎埋"一词凡两见,其一是指货殖家"取与以时"牟利致富,与椎埋不相干,当为"推移"二字之误.札记三<史记·货殖列传>中"权利"一词在汉朝是盐铁的同义语.     

中国的亭子与意境

亭子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但古代最早的亭并不是供观赏用的建筑。如周代的亭，是设在边防要塞的小堡垒，设有亭吏。到了秦汉，亭的建筑扩大到各地，成为地方维护治安的基层组织所使用。《汉书》记载：“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魏晋南北朝时，代替亭制而起的是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