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权力制约机制的几点思考

权力制约论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中国如何使制约权力由理论变为实践,走出“以权治权”及其局限和“以德治权”的困境,应深入探讨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三者并重的权力制约新路径。     

“一国两制”：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模式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当代国际法的一个基本规范,是两岸统一的法律基础。两岸统一属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国家治权统一范畴,与两德统一的国际合并性质完全不同。两岸统一模式的设计应做到在中国主权和台湾高度自治之间的平衡。"一国两制"是解决一国内存在两个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并各自治理的区域的国家治权统一问题的最佳模式。它理论上体现了现代国际法秩序下的国家主权的本性,在实践上既坚持了原则性,又兼顾了灵活性,是国家治权统一理论和实践的划时代创新。众多非"一国两制"模式,要么是分裂中国主权的模式,要么没有充分考虑两岸分治的实际情形,因而都不适合于解决两岸统一问题。     

依法行政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在公平原则指导下,依据法律规定积极履行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依法行政,在立法、执法、监督、救济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依法行政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在公平原则指导下,依据法律规定积极履行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依法行政,在立法、执法、监督、救济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将“治权”作为廉政建设治本之策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寻求釜底抽薪之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以改革的精神和法治的思维将"治权"作为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要坚持以法治权使权力受到制衡而不出轨,以德治权使权力受到约束而不出格,以民治权使权力受到监督而不出局。     

解决政令不通要靠“以法治权”

近来，“政令不出中南海”又成为热词，在其原因分析中，单单用“官商勾结”、地方保护主义等来解释是说不清的，与其说这导致了政令不畅，不如讲它本身就是政令不畅的表现。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二）

二、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论析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政治建设原则是政权与治权分开行使。为了使政府有能,主张五权分工合作、人民信任先知先觉;同时为了防止政府专制,主张人民有权,并将人民权力分为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五权宪法思想具有掺糅中西的特点,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模仿不是表层的复制,而是深层的融合,孙中山用政权和治权来代替美国的贵族与平民政治;用人民权、国民大会权和政府权来代替美国三权,于是实行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体制,并始终以"民权主义"贯穿其中。     

治权下沉：城市街道执法体制改革的多城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治理重心的街道转向。这一转向已开始由早期的品牌和机制创新，到街道行政体制改革，再进一步深入到执法体制改革的层面。街道执法体制改革在内容上包括横向“综合执法权”和纵向“执法队伍下沉”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改革既关联着街道体制本身的改革，同时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机构内以执法权为中心的条块关系。本文以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广州等城市为例，比较了其治权下沉的改革政策和改革实践，探讨了各地推动执法权下沉的体制基础，同时也比较了各城市执法权改革的内容差异和共同趋势，提出以执法权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可以分为响应型、调用型和转隶型三种模式。     

治权的合法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治权的合法性问题是传统法制向现代法治转变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和平的环境中,治权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或民主协商这两条途径取得。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协商而不是通过全民选举的途径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这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当代中国的共产党人根据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通过民主协商来取得执政的合法性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1)要在党内和党外形成一套明确而稳定的民主协商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2)通过协商机制要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3)要形成合理的分权与权力制约机制。判断治权具体运作的合法性的根本标准不是行政机关的批准决定,而是社会生活的内在正义和必然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