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特殊情缘

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义。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寺巷一位黔军旅长的住宅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来,查看了他们的宿营地,向他们通报了遵义城内及周围的敌情、民情和社会情况以及红军下一步的部署。     

《红星》报在长征中的宣传教育作用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军中央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同志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同志负责编辑。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红星》报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对长征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长征途中的“红色号角”。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三）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张闻天负总责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和解决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除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和红军的强烈要求、与会同志的积极努力以外,也是与毛泽东卓越的政治远见、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的。首先,毛泽东鉴于当时在长征途中     

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及历史启示

遵义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新世纪回顾遵义会议及其伟大功绩,给我们以下启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坚持既防右更要防"左"的思想路线.     

画说长征（四）——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长征途中的重大会议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召开了许多重大的会议,有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些会议是匆匆召开的,如巴西会议;有的会议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召开的,如遵义会议。在大会上,既有激烈的争吵,也有和风细雨……正是这些会议,才让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历史名城遵义——纪念遵义会议68周年

遵义地区历史悠久。在春秋战国时期，遵义地区曾是巴、蜀、夜郎等国的领地。西汉时期，在这里设置犍为郡，郡治在邑县，即今遵义市西北。唐代贞观十三年建播州，十六年(642)年，改播州所辖罗蒙县为遵义县：这是遵义得名之始。从唐未历五代、宋、元、明代计725年，播州为杨氏土司世袭统治。     

改革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闻——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

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看似闲闲道来，其实字字着力，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党的七大——汇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力量

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党的七大整整相隔17年。期间,中共中央曾六次提出召开七大,都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一再延期。自遵义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整风运动整肃了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特别是经过六届七中全会,全党同志的政治认识实现了高度统一。这时,召开七大的政治条件、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瑞金时期初露端倪

在回顾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史时,人们经常提到的是,遵义会议和延安时期在其中所起的历史性作用。这当然不错。然而,若因此而忽略瑞金时期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无视或扭曲这一点,却是有违史实、有失公允的。因为瑞金时期不仅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孕育、萌发,提供了较为充裕的时间,以及较为稳固的空间,而且也为它的成型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没有这些基础,就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以及延安时期的种种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