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的刑事管辖障碍与改进建议

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问题严重侵犯东道国受害者的人权并使联合国声誉受到重创。各管辖主体在对犯罪嫌疑人实际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存在诸多障碍:维和人员在东道国享有豁免;各国刑法在域外适用上的规定不同和派遣国主观上不愿对本国维和人员性犯罪行使管辖权;维和人员性犯罪难以被认定构成国际罪行;混合法庭须经东道国同意才能成立;维和人员性犯罪是否构成《罗马规约》中规定的国际罪行和受《罗马规约》约束的国家有限。改进建议包括:多方管辖权相互补充;成立对性剥削和性虐待作出快速反应的小组;起草《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刑事责任公约草案》;联合国在东道国设立混合法庭;派遣国在东道国进行实地军事审判等。     

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追问

刑事政策决策者面对自由、秩序、正义、效益等价值 ,必然有所选择 ,古典主义的刑事政策、实证学派的刑事政策和新社会防卫的刑事政策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 ,制定刑事政策理念和基础不同 ,因而 ,呈现出不同的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追求路径。     

论罪犯改造中的情感及教育

罪犯在改造中的一般情感特点有:不良的心境;消极的激情;缺乏社会性情感。罪犯情绪发生的心理机制有以境生情和以情生情两种模式。实施情感教育是对罪犯进行人格改造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必须注意情感教育的艺术化。     

侦查讯问制度与对抗制庭审制度之价值协同问题研究

侦查讯问具有结果价值和程序价值。这两种价值的不同追求决定着侦查讯问的诉讼结构,而且该结构一般与庭审方式保持了相同的理念运作。然而从我国1996年刑诉改革以来,对抗制特色庭审方式与强职权侦查讯问方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以至司法实践中两种制度难以对接运作,问题颇多。     

论刑事侦查的整体意识和大局观念

整体意识和大局观念是当今世界刑事侦查战术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犯罪发展的趋势和现代刑事侦查活动的特点要求树立整体意识和大局观念。但实践中,我国的侦查模式和管理体制存在较大的弊端,很难适应现代侦查活动的发展需要,有必要进一步的改革,从思想上和制度上来完善我国的侦查体制。     

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

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并有效发挥作用之前 ,巴勒莫公约将是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公约之一 ,也是目前我国打击腐败犯罪 ,阻截“三外潮”所能利用的最有力国际法资源     

侵犯专利权犯罪刑事立法之比较研究——兼及我国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完善

从各国关于专利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罪名体系、保护对象、刑罚设置及追诉方式上看 ,既有许多共性 ,同时各具特色。完善我国大陆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基本构想 :第一 ,采取结合型立法模式 ,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第二 ,完善罪名体系 ,将冒充专利和专利侵权行为纳入到刑法调控的范围 ;第三 ,设置多个量刑幅度 ,实行限额罚金制 ;第四 ,建立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追诉模式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罚金刑在近代刑法中的确立——以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的相关规定为视点

清末10年修律,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法律的改革。1907年10月,沈家本主持的修订法律馆上奏中国近代第一个刑法草案——大清刑律草案,在中国刑法史上第一次将罚金确定为五大主刑之一。从1908年到1910年,中央各部院堂官、地方各省督抚、将军都统陆续上奏对大清刑律草案的签注意见,其中涉及罚金的主要问题有:罚金定为主刑问题、罚金单位和等级问题、罚金易刑问题、罚金适用的过轻与过重问题、罚金与赔偿金的关系问题。回顾和分析罚金刑在中国近代刑法中的确立过程,将使我们在微观层次上对“会通中西”的法律变革原则有新的体悟,并有利于对近代“礼法之争”的再认识。     

从刑事赔偿与补偿角度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在刑事诉讼中解决好对被害人的赔偿与补偿问题,可以有效地使被害人获得抚慰,有利于实现诉讼目的,维护社会安定。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赔偿是按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但如何通过该程序来保障被害人的赔偿权利,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