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在多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我国于2020年10月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并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该原则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提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内涵更为丰富、关注国际安全以及关切人民利益等优势,将其纳入《出口管制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会受到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该原则在出口管制领域的适用,我国应当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规范司法适用实践、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     

在培训机构训练中受伤不适用自甘冒险规则

【裁判要旨】受害人在营利性体育培训机构中受伤,由于营利性机构具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加之培训、排练等活动不同于正式比赛,风险可控,因此,不应允许培训机构以自甘风险为抗辩而免责。如果受害者自身存在过失,应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判定赔偿责任。     

论监狱安全稳定长效机制的构建

保障安全是监狱的基本功能,是罪犯改造的基本前提,虽然监狱用于安全防范的投资越来越多,但监管安全事故屡有发生,所以有必要研究探索监狱安全防范机制建设的新思路、新途径,使监狱管理的各项资源能得到优化利用,形成化解矛盾和防范事故的新机制,以确保监狱安全稳定的长效机制,促进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中美博弈与中国复兴——基于两国实力消长的视角

2018年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回落。而中美贸易冲突的发酵与演化,进一步深化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受着全球舆论的关注,但鲜有文献从细节角度看清中美实力差距的微妙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真实客观地比较中美实力变迁以及两者博弈的战略走向。本文认为,中美贸易争端不仅仅是一场经济贸易领域的对抗,更是涉及两国国家实力各方面的综合博弈。虽然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暂缓征收关税,但中美贸易争端仍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中国应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战略耐力展开对美博弈,打造全球创新引擎,构建国际合作网络,最终成功实现国家的伟大崛起。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美国印太战略的新场域与菲律宾的"静默退出"

作为美国亚太地区的条约盟国,菲律宾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上却选择了"静默退出"。现有的研究强调菲自身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美菲不对称关系中,美国作为强势的一方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权,换言之,美国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奖罚手段来"调控"菲律宾所采取的政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菲的政策调整在更深层上也是美政策战略的产物。文章主要分析美国印太战略中新场域的开辟给菲律宾形成的外部压力,指出菲在印太战略中重要性被降低,菲在一定程度上被美"战略抛弃",这促使菲选择"静默退出"的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在中蒙俄经济走廊推进过程中,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安全合作逐渐成为中蒙俄三国不容忽视的一项议题。中蒙俄三国应通过构建“安全共同体”、巩固并提升经济联系、加强与域外大国沟通协调、推进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等途径来加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维护地区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