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建构和输出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不仅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其“领土”形式。在内容上，“伊斯兰国”汲取了之前政治伊斯兰的理论建构成果，并在“圣战”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复归的“哈里发国”和暴恐化的“圣战”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对两大核心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化实践。在复归的“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宣示权力和荣耀来奠定其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来操弄族群身份认同，以吸引更多支持者；在暴恐化的“圣战”方面，“伊斯兰国”致力于对暴力进行形塑和展示，推动“暴力仪式观”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新恐怖的弥散；此外，“伊斯兰国”还试图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方式来建构复归的“哈里发国”同暴恐化的“圣战”之间的联系。在“伊斯兰国”遭遇地面战场的失利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会为其续命。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应对之策。     

东南亚主要伊斯兰极端组织现状

与中东、南亚一些长期遭受恐怖活动折磨的地区相比，东南亚恐怖活动并不“十分严重”。但2002年印尼巴厘岛爆炸案后，东南亚面临的恐怖威胁急剧增加。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国内政局的动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二战后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分离主义运动日趋激烈；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减弱也使一些国家的恐怖活动无法得到遏制和清除。     

中东民族与宗教问题新动向

中东素来是全球民族、宗教矛盾与问题最突出、最集中的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纷争与矛盾不仅是中东地区乱象丛生的主要表象,也是该地区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根源。"9.11事件"后、尤其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民族、宗教问题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诸多特点,并给中东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带来重大影响,不仅造成该地区局势动荡、地缘政治重组,也给美国的中东政策带来严重挑战。     

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改革——压力、困境与选择

冷战结束后,受到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政治民主化改革成为中东伊斯兰各国政治生活的一个主题。由于西方国家同伊斯兰国家对民主的认知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同伊斯兰国家民众的民主化要求之间也有严重分歧,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至今尚未取得显著成效。伊斯兰国家各国政府作为民主化改革的施动者,承受着协调分歧的巨大考验。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改革的前景因国内外相互冲突的民主诉求,以及各国政府协调能力的不同而面临多种选择。     

马天英善用外交 “访问团”前往南洋

20世纪30年代末，正值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先后派遣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出访了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十几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伊斯兰国家。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企图煽动西北穆斯林搞所谓“同回国”的分裂阴谋而奔走宜传，赢得了这些国家政府和广大穆斯林人民对我国抗日战争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这些国民外交活动的倡导者，就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回族社会活动家和爱国主义者马天英。     

伊斯兰化后突厥人对外扩张与奥斯曼帝国兴起

伊斯兰化为突厥西迁后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土耳其帝国的兴盛虽然原因很多,但其成功的持续性社会动员是其兴起的重要原因。这一社会动员包含信仰的动员和物质化社会激励机制的动员。土耳其帝国社会动员的成功归结为其信仰成功的社会庸俗化。奥斯曼帝国实行的蒂玛制度、古兰制度和近卫军制度,是该帝国信仰庸俗化的制度化手段和连接信徒信仰追求与物质需要的纽带,它为普通信徒为信仰而奋斗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目标和精神支撑,也为他们沟通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现实基础,从而在客观上为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移植与适应：13—18世纪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特征

13-18世纪是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和发展时期,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和文化,伊斯兰教要适应东南亚本土文化,表现在王权观念的移入、苏菲派传教方式与本土信仰的融合、伊斯兰教法与本地习惯法的适应,以及性别关系的变化,形成早期东南亚伊斯兰教“不正统”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邀请,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于2006年6月18日至21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二、胡锦涛主席同卡尔扎伊总统举行了会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分别会见了卡尔扎伊总统。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阿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双边合作发展方向的联合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都渴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巴关系堪称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自1951年5月21日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在两国历代领导人的共同培育下,中巴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加强,双边合作富有成果,已经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的理解与和睦。两国开展的广泛互利合作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两国人民开辟了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