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调解化解劳动争议的三种方法

处理好劳动争议纠纷,不仅是平衡与协调劳动关系的需要,也是保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利益的需要,更是维护劳动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那么,如何有效化解劳动争议纠纷?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三点。     

以自我革命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一定能够使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人民不断取得伟大胜利,书写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其"成功秘诀"之一就在于党始终能以高度的自我革命勇气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形成独具优势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草叶集》中诗人—读者关系建构的诗学策略

与读者的互动贯穿惠特曼《草叶集》始末,是《草叶集》深受世界读者喜爱的重要因素之一。惠特曼强调读者参与诗歌连贯性塑造的必要性,以及读者在诗歌欣赏中所扮演的参与性角色,并通过一定的策略以实现诗人与读者的融合。从身体修辞、顿呼与表演性对话等方面来探索《草叶集》中诗人与读者关系的建构,能更好地理解惠特曼的诗学策略。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内在逻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抒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诗篇。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对于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内在逻辑中，理想信念、指导思想、人民立场和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的十个方面历史经验中的重要的制胜因素，正是因为有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民立场、坚持勇于自我革命，党才能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重大问题。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和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国情的显著特征,“瑷珲—腾冲线”是标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性的“基本国情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直面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不平衡”引发并加剧的“不充分”两大问题。“瑷珲—腾冲线”两侧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倒置与错配,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瓶颈。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根本之道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客观上也具备了延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资源,具备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二波”的潜在条件。集中力量开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应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     

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及其对婚姻家庭编实施的启示

家庭法与家庭生活存在一定的意义分野,家庭生活的亲密性和伦理性决定了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存在一定的界限,法律应当为家庭的自我管理保留足够的空间。基于家庭法和家庭生活的互动关系,家庭法对家庭关系的介入应当采用"目的性弃权模式",使国家有针对性地对公民的家庭生活进行法律层面的干预。当家庭关系陷入危机甚至破裂,或者影响到第三人,或者违反保护家庭中弱势群体等底线道德时,家庭生活的亲密环境就让位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界分的需求,家庭法方可有的放矢地介入。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具体制度提供了理论渊源,婚姻家庭编应当以之为指引,促进自身规范的解释与适用,并在处理与其他各编关系时保持坚守与张力,以共同推动《民法典》为人民群众提供坚实的权益保障。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民工“自我救济式犯罪”的成因与对策思考

民工实施“自我救济式犯罪” ,不可否认其中有个人品质问题 ,但也必须注意到犯罪现象背后的非个人因素 ,包括社会的不公正、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和政府对民工正当权益保护的乏力 ,尤其是民工合法权益被严重侵犯等问题。因此 ,要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除了加强对民工市民素质的培养外 ,政府和社会还须从改革户籍制度、规范用工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和转变管理方式等方面来减少民工的不公正感、被歧视感和相对被剥夺感 ,保障其合法权益 ,防止其采取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自我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