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形象的建构——以《新中华报》为例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是苏联援华的重要阶段。1939年《新中华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勇担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喉舌。中国共产党基于争取苏联援助、维护中苏友好、动员全民抗战的宣传动因,通过社论或代论、三日国际等专栏话题,增加对苏联的报道频率;借助抗日的时代主题,强化苏联援华的话语表达,树立以苏为师的榜样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形象的建构,在赢得苏联的信任与帮助、鼓舞群众积极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岸英:“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

毛岸英是湘潭人,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长沙。作为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时刻以父亲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8岁时,毛岸英就随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曾在上海街头流浪。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毛岸英参加了苏军大反攻。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在吴家枣园“劳动大学”进修,向农民吴满有“跟班学习”,了解农村和农民情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战后世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在1949年到1968年的第一次改革浪潮中,中国出现了以"八大"为代表的改革探索;在1978年至今的改革浪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既是这次改革浪潮的开创者,又是这次大浪潮的坚守者和引领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演变及历史教训

意识形态的演变是苏联解体的前提条件。在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先后抛出了"新思维"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新思维"本质是"民主化""公开化"及"多元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政权。"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使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丧失、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最终酿成了苏联的"和平演变"。苏联解体中的意识形态演变告诫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对西方的思想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冷战”与“解冻”:双重背景下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的调整(1953-1964年)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对外科学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发生了变化。以1958年成立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为界,在此之前,受国内"解冻"思潮的影响,苏共中央放松了对学者国际交流的限制,重新开启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科技交往,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初,在国际"冷战"局势持续发展的影响下,苏共成立了意识形态委员会,加强了对科学文化交流的管理,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对抗与交锋的趋势。60年代初,随着苏美关系"蜜月期"的结束,以及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撤销,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关系再次陷入混乱与僵局。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穿的黑呢中山装

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受邀访问苏联,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毛泽东一生艰苦朴素,不讲究穿着,但考虑到事关国家形象问题,最终还是同意制作出国服装。周恩来按照国际礼仪习惯,指示工作人员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套黑呢中山装。这套服装,也是毛泽东在苏联出席活动时的主要舂装。     

边界问题碎片回忆

<正>中俄解决边界问题意义重大一谈到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人们不免想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想到20世纪50年代的蜜月期和之后的对峙期。对峙期的顶峰莫过于1969年两国的边界冲突了。但那时,人们绝没有料到二十多年后苏联大厦倒塌分解为15个独立国家,更没料到四十年后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和平队与美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及对中国的启示

<正>和平队是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派遣志愿者以改善美国国家形象、加深美国对外界的了解、传播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一项重要外交政策,它在美国与苏联冷战进入高潮的大背景下出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平队在美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虽出现过波动,但作为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延续至今。笔者以为,和平队的一些做法对中国提升在非洲的软实力亦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寄语

<正>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来说,2015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一直持续的内容丰富的双边议事日程,无论是政治日程、经济日程,还是人文方面的日程,都将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联合庆祝而得到补充。俄中两国首脑做出的相关决定,也已在顺利实施当中。双方确定了庆祝活动的计划,其中的核心活动是两国首脑的互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5月9日在莫斯科出席苏联人民在1941年—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胜利日"庆祝活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