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昌奎案件的反思——“慎杀”自由裁量和限度

废除死刑是现代刑法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向民主文明更进一步的表现和目标。废除死刑从某种角度是对人性的尊重,过度地为废除死刑而牵强把犯罪恶意程度降低,从而获得所谓的进步其实是相反的标杆。从发展趋势看,最终废除死刑是个漫长的过程,总趋势是下降的,但保证量刑的公正和平衡。     

中国古代限制死刑适用路径初探

自死刑在历史上出现那一刻起,中国也就开始了限制死刑以致最终消灭死刑的探索.中国古代限制死刑适用的路径主要有:限制死刑适用对象,根据犯罪所触犯的罪名、罪犯的身份地位、年龄、犯罪情节等来决定是否对其适用死刑.具体分为绝对不适用死刑和相对不适用死刑,情有可矜、不适用死刑;对疑罪慎用死刑,通过疑狱听赎、疑罪奏谳、录囚与虑囚、会审制度等来限制死刑适用;严密死刑执行程序,建立死刑奏报制度,集中死刑执行权,实行死刑的秋冬行刑制度等.     

“少杀慎杀”的前提是“当判必判”

在很多学院派专家的眼里，礼教伦常的沿袭，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之最大壁垒，譬如“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等。于传统社会而言，法律秩序与伦理道德本就难分清楚；于现代法治社会来说，法律与道德必须有明确的分野。今天的中国，刑罚轻缓化图景已日趋鲜明，少杀慎杀，早就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价值取向。     

董必武少用、慎用死刑的思想与中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少用、慎用死刑是董必武同志的重要法治思想,少杀、慎杀是现阶段中国对待死刑的重要刑事政策。死刑核准权的收回拉开了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序幕。应当从立法上逐步减少并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从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改革和完善中国死刑制度的关键。     

少杀慎杀或不杀是文明进步必然趋势

看了《民主与法制》杂志2011年第23期的《“民意”“上意”与“法意”》一文，我觉得，无论李昌奎“死缓”的最后判决如何，人们看到的是在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下去审视它的审判历程，并期待着见证刑事司法的再一次公正。但从历史上看，死刑的废除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刑罚现象演进的必然结果。     

“少杀慎杀”的死刑复核

死刑复核要真正发挥作用,核心是要在全社会树立＂少杀、慎杀＂司法理念。死刑复核改革应当对司法改革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裂变作用,带动一审、二审刑事程序乃至侦查程序的一连串变革,推动刑事诉讼全局性变革。     

真正的问题在死缓和死刑之间

无论从当初设立死缓,还是现在＂偏爱＂死缓,都是为了慎杀。但镇反时代的慎杀手段,与60年后的国情还适应吗？刑法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事实上,人都被抓到监狱里了,再＂故意犯罪＂的机会还有多大？所以实际上死缓相当于“22年有期徒刑”。把“22年有期徒刑”放到死刑里，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也无怪大多数人认为死缓就是“晚2年再杀”。     

中国传统的慎杀理念与死刑控制

在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运作主要是以慎刑主义理论及其慎杀理念做为支撑的.基于“人命至重”、“杀一无罪非仁也”的认识,慎杀理念强调死刑运用的“不得已”性,主张“义刑义杀”,追求“生道杀民”、“缓死求生”.在传统慎刑观的导引下,中国历代统治者大多着力将慎杀理念贯彻于国家有关死刑的立法与司法之中,上升为法律规则,具体化为各种慎杀制度与配套措施.一方面,从立法上对死刑之数加以控制,对死刑等次进行简化;另一方面,通过死罪类型区分制度、特殊主体宽恤制度以及减死之罚的设置等,对死刑的实际适用进行消解;此外,通过死刑复核、死刑复奏、录囚与伸冤直诉以及赦宥等死刑的救济程序与纠错机制,进一步“化死人生”,控制和减少执行死刑的数量.     

论中国死刑的限制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由于死刑是刑罚体系中诸多刑罚方法中最重的一种,因而又称极刑.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死刑这一残酷刑罚方法备受质疑,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如今中国,在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背景下,人权观念已深入人心,虽然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尚不具备,但我们应该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科学地设置死刑条款,进一步完善死刑的复核制度,正确掌握死刑适用的具体标准,不断促进刑事司法公正,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论死刑的适用

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死刑罪名达70个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评价死刑功能，把少杀、慎杀政策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去，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首先是要吃透死刑立法精神，严格掌握死刑的标准，做到慎杀，防止错杀；其次要坚持死缓制度，划清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的界限，把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判处死缓，做到少杀，防止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