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代理在股权转让代签行为中的认定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中,股东家庭成员的代签行为在没有取得股东明确授权和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属于无权代理,但还应考察该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股权虽然具有人身属性,但是夫妻、父子关系作为特殊社会关系,在其中一方处置另一方所有且如此巨大的财产时,另一方完全不知情,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此时应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如因被代理人容忍家庭成员作为其代理人出现,股权受让方有理由相信代股东签字的行为人有代理权,则构成容忍型表见代理。     

疫情是一面镜子

今日中国,点滴爱心善意汇成慈善的洪流,民间蕴含极大的社会动员潜力。公益慈善机构在这次防疫济危中同样未缺席,各地的爱心捐赠通过多种渠道向疫情重灾区汇聚。1月27日,杭州市发布公告称,每天的捐赠款物收入和支出情况在《杭州日报》公示,并同步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杭州红会的做法受到广大民众的点赞。相形之下,湖北红会因信息披露被动、反应迟缓、損赠物资发放不及时不到位、分配使用不合理而饱受质疑,相关人员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思想创新 办案得力

成都市温江区纪委重视对受处分党员的回访教育，采取主动将回访者请上来、走下去到受处分人员的单位回访等形式，根据各人思想状况、心态、平时表现，因人施教，收到较好的效果。     

大陆、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 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的刑事实体法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保安处分制度是现代西方刑法理论和刑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法修改以前 ,是否应该将该制度引入我国的刑事立法体系 ,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讨论。本文通过对台湾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制度和大陆法律中类似于保安处分制度的保安性措施进行比较分析 ,旨在论证将保安处分制度引入我国大陆刑法的可行性。     

谈谈中国的善意取得制度的建构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物权的一项重要制度。作者通过对善意取得制度进行新的价值定位，建议在制定物权法时，应注意善意取得的制度构成，以及善意取得制度与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物权法中的时效取得制度的衔接和协调。     

严格责任追究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

严格责任追究是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举措。近几年来，陵水县抓责任追究，先后通报批评单位26个，通报批评个人30人，对35人进行诫勉教育，对45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非精神性疾病丧失行为能力人的财产处分公证

案例 康某于数日前因脑溢血陷入重度昏迷，家人为其治病花光所有积蓄。病人仍未能从昏迷中苏醒。万般无奈之下．康某的妻子王某决定出售夫妻二人共有之房产为康某筹集医疗费用。在售房过程中，王某被告知．康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之一，必须亲自到场在售房合同上签字。如因故不能到场也应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他人到场签字售房。在王某陈述情况之后，房管部门认为，在康某无法表明自身意志的情况下．如王某确需售房．则应由康某的所有关系人发表声明对王某的售房行为不持异议并经公证即可。     

诉讼欺诈行为研究——以刑法为视角的分析

诉讼欺诈是一种独特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事实上,诉讼欺诈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因而应按诈骗罪定罪量刑。诉讼欺诈行为侵犯双重具体的社会关系,但其直接客体是单一客体。诈骗罪中的被骗人与被害人不必是同一人,但被骗人与财产处分者必须是同一人;在被骗人与被害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被骗人为基准来判断处分意思和处分行为。     

高校学生处分中的参与研究

参与的核心含义在于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影响决策和公共生活,它本质上是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当前在中国兴起的"新公共运动"的核心,参与不论是在国家的宏观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微观的行政过程中,都被理解为健全国家民主制度、提升公共生活民主性和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因此,参与的权利实现功能,在我国备受关注的公共生活领域——高等教育方面值得期待。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实现方式和合法性补强的手段,参与为我们重新审视高校学生处分打开了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