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中介组织的新一类经济法主体地位

非法学学科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成果交集指向其社会性和中介性,它构成了经济法上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法学视野中的社会中介组织处于社会公共经济管理关系中时,民法和行政法无法调整该社会关系。社会中介组织的本质与经济法的宗旨、性质、价值本位等高度契合,其因此具有了新一类经济法主体的唯一身份。经济法主体视角下的社会中介组织理论有利于解决专利权滥用、消费者隐私权保护、公益诉讼、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构建等难题。     

中国民间组织研究中的概念矛盾分析

国内关于社会组织研究在主体概念的使用上存在一些矛盾 ,导致学术界的现有研究面临诸多困境。解决概念使用和研究效用的矛盾 ,要在兼顾逻辑顺畅和边界清晰的前提下 ,慎用外来概念 ,对比研究时最好集中使用“非营利组织”概念 ,国内研究统一使用“民间组织”概念 ,把“官办”、“半官办”的社团组织及“公办民助”的事业单位概括为“准民间组织” ,以与纯粹的民间组织相区别。     

从四个维度论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的意蕴所在

构建学习型政府是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对政府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保障,也是提升政府核心竞争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唯一途径。本文从时代、政治、政府、社会四个维度来探讨我国建立学习型政府的意蕴所在。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

金融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在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科学的金融合作目标,探索切实可行的金融合作途径,对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应分阶段进行,目标规划也应该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合作的具体进程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既要开展以银行业务和功能完善为特征的金融合作;又要开展以金融组织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合作。     

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辉煌一时的山西票号在向现代银行过渡中曾出现过两次机遇,但都没能把握住。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就票号错失变迁机遇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第一次合组银行失败———初级行动团体的缺失。由于其内部制度导致了决策层创新能力的逐步弱化,阻滞了初级行动团体的形成;第二次合组银行失败———次级行动团体缺失。由于组织内部各利益主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合组计划付之东流。     

试论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困境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已在解决历史遗留边界问题，打击恐怖分子和“三股势力”，维护中亚的安全和稳定，以及推动区域性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自身也存在许多的矛盾和困难，在对外关系上也面临许多挑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民间组织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民间组织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迅猛发展,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既有积极影响的一面,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保证民间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不仅仅是登记管理机关的重要任务。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部门,也应该从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高度,积极会同登记管理机关,促使民间组织积极作用的发挥,尽可能地缩小和克服其消极面的影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基于企业内在生态的学习型组织模型研究

在开放动态的环境中,企业不仅要构建组织与环境的外在生态,而且还要处理组织内部要素之间的内在生态问题。在创建学习型组织过程中,企业需要在组织主体、组织空间和组织时间上实现内在生态化,分别形成学习主体模式、学习运行模式和学习发展模式,从而构成基于企业内在生态的学习型组织模型。     

近期国内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概念界定方面,集中在包括剩余法在内的几种定义上;在非政府组织勃兴的深层动因方面,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市民社会”的知识话语体系,合法性建构,社会转型,可持续发展等是几个常见的视角;在非政府组织与国家的关系方面,着重探讨了导致两者合作或冲突的多种可能性;对于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定位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对非政府组织不能期望过高、非政府组织本土化的观点。     

COMMUNITY ACCOUNTABILITY,MINORITY THREAT,AND POLICE BRUTALITY: AN EXAMINATION OF CIVIL RIGHTS CRIMINAL COMPLAINTS*

A growing body of evidence shows that minoritie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the targets of police brutality, but important theoretical questions about the causes of that inequity remain unanswered. One promising line of research involves structural‐level analyses of the incidence of police brutality complaint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do not incorporate variables from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Drawing on the community accountability hypothesis and the threat hypothesis, we tested the predictions of two prominent structural‐level explanations of police brutality in a study of civil rights criminal complaints. The study included cities of 150,000+ population (n = 114).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wo community accountability variables—ratio percent Hispanic citizens to percent Hispanic police officers and the presence of citizen review—were related positively to police brutality complaints, partially supporting that perspective. Two threat hypothesis measures of threatening people—percent black and percent Hispanic (in the Southwest)—were related positively to complaints, as predicted. The relative degree of support for the two hypotheses is ass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