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主义既官僚又形式

日前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纪检监察工作的主要任务,其中包括:要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党的十八大以来,整治“四风”成效卓著,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四风”问题仍时不时冒出头来招摇,特别是一种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危害不可小觑,必须加以根治。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     

仪式与暴力——论卡夫卡《在流放地》

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展示了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仪式与暴力的运行方式的变迁。在古旧的刑罚体系中，绘制仪、耙等工具以不同的功能在十二个小时的行刑仪式中展演暴力；而人则在仪式化的暴力下，被降级为动物性、工具性的存在，丧失反抗能力，臣服于暴力。作品中新指挥官上任后的新时代，仪式式微，权力空间从公共景观转向封闭场所，惩罚对象从肉体转向灵魂，暴力隐匿。但是，式微的仪式仍有着潜在的力量，暴力终会以某种形式复归。     

2019-2020年度“湖北十大党建案例”评选启动

1月20日,2019-2020年度“湖北十大党建案例”评选活动启动。此次评选活动由省委党建办、湖北党员生活杂志社共同主办,湖北党员生活杂志社承办,旨在总结推介各级党组织在抓基层党建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不断提升全省党建工作质量,为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演进逻辑

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历史谱系,深刻地反映了浙江现象生成、演进的内在机理,充分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力量对于社会革命进程巨大的牵引作用。浙江历史上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在改革开放中孕育和造就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世纪之初,长期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浙江遭遇了一系列"成长中的烦恼",粗放型增长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迫切要求浙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浙江模式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也迫切要求浙江精神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作为浙江人民精神世界变革的新坐标,着眼于激励浙江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将弘扬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出来的创业创新精神与推进浙江精神与时俱有机地统一起来,将红船昭示的革命精神与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创业精神有机地融合起来,推动了浙江精神的历史性升华。特别是"八八战略"实施15年来,浙江人民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仅传承和光大了区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酣畅淋漓地展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