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祥初与长征——带领炮兵连过草地

带病踏上长征路第五次反“围剿”的末期,我病了。当时我任红二十三师六十九团党总支书记兼政委。红二十三师原是红军中主力师之一,下辖的3个团红六十七团、红六十八团、红六十九团都是满员满编。但是在广昌战斗中全师减员过半,团的干部也牺牲过半,红六十九团团长就在广昌战斗中牺牲了。我拖着病体坚持在战斗的前沿,终于有一天因体力不支晕倒了,被人抬下了火线,我醒来时已躺在红八军团的野战医院里了。此时形势急转直下,中革军委下达了大转移的命令——长征开始了。上级要求伤员、病号就地隐蔽。这对于我来讲是难以接受的安排,因为我几乎是一参加革命就加入了红军,我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部队;另外我是福建人,在江西又如何隐蔽呢?因此我坚决要求跟着部队转移。同时我也作了最坏的准备,我在枕头下面偷偷藏了一把剪子、一把尺子。我想如果部队不带我走,我就扮作一名游走裁缝想办法回福建去,到了福建还可以拉起一支部队打游击,坚持革命。     

长征途中的重大会议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召开了许多重大的会议,有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些会议是匆匆召开的,如巴西会议;有的会议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召开的,如遵义会议。在大会上,既有激烈的争吵,也有和风细雨……正是这些会议,才让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为什么说“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不属于同一个系统?

中共中央一直很重视军事工作,于1925年起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1月25日虽然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但中央从没有作出取消中央军委的决定。此时中共中央在上海,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在上海,所以中革军委刚成立时,和中央军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     

青杠坡战斗拉开“四渡赤水”序幕

1935年1月中旬,在中央红军长征占领遵义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蒋介石对"围剿"中央红军作了新的调整和部署,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并集结了40余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将中央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的狭小地区,然后"聚而歼之"。对此,中革军委决定在敌军合围之前,红军向遵义西北地区川黔交界处的赤水、习水土城地区集中。1月19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下达了《关于渡江     

红军“长征”称谓使用新说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而对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始战略转移这一行动，后来的大多数史著和历史学家都称为“长征开始”。其实，红军的战略转移一开始并不是就叫“长征”。当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2、6军团会合，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红军总部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均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之为“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与战斗”，并没有称其为“长征”。     

“少共国际师”的组建与编成

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一群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青少年组成的武装部队。与其他国家的青少年组织战时只参与后勤、游击等工作不同,这支存在仅18个月的由红小鬼组成的部队,经历了短暂而辉煌的战斗历程。在第五次反围剿     

王震长征轶

1934年8月7日，为摆脱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危局，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的电令，任弼时、肖克和王震对红六军团进行了改编，并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便率领红六军团告别了多年相依为命的湘赣父老，离开了湘赣苏区，从永新东南的牛田和泰和的津洞地区出发，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的称号）胜利会师。尔后，红二、六军团奉命进行了整编，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王震担任红六军团政委。此后，两支部队始终相互策应、并肩战斗，直至1936年10月下旬长征胜利结束。在两年多的艰苦岁月中，王震将军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本色给广大红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印象。     

红军驻遵义发行“红军票”

1934年10月,据守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因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中革军委等中枢机关也随军行动。国家银行与财政部一起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     

伍修权作《七律·历史转折》

在中央苏区,伍修权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长征开始后,伍修权继续为李德作翻译。李德作风粗暴,动辄训人。伍修权曾多次要求调动工作,因组织挽留,他才勉强做这项工作。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和伍修权列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     

彭德怀在四渡赤水中的八次建议

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北上,至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止,历时3个多月,辗转5000余公里,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零10个团,俘敌36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在川、滇、黔边围歼红军的计划,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是红军赢得战略转移胜利的关键战役。这个胜利,是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结果,而彭德怀在这个过程中既努力贯彻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又从实际出发,前后8次提出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