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无着也居“家”——按下救助管理机构疫情防控加速键

当人们居家隔离时,一条暗河渐渐显露出来:桥洞下、树丛中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之人,病毒极可能在他们身上显出狰狞面目。疫情期间,他们的健康安全谁来保障?全国1623个救助管理机构。这不仅考验着救助管理机构的执行力,更需要创新力。疫情之下,单一的管理模式并不适用救助机构,他们要应对不同的场景:对在站受助对象,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对来站求助对象,要加强身份甄别、健康检查及隔离观察;而街面巡查,则是完全暴露在高风险下。流浪乞讨人员流动性大、安全隐患高,需要一人一策,应急处置频繁。     

关于遏制残疾人、未成年人流浪乞讨组织化倾向的思考——对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七条的认识和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七条的出台有力地打击了组织、强迫残疾人、未成年人流浪乞讨行为，有效遏制了流浪乞讨组织化、职业化的倾向，维护了残疾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该法条在制定和适用上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要更有效地遏制流浪乞讨组织化的倾向，必须用足、用好现有法律，发挥好社会救助的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乞讨问题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极不协调的乞讨现象以其存在的规模之广，影响之大而令人深思。乞讨问题已经作为现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笔者将从具体分析乞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入手，并从乞讨问题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分析以寻找弥补的方法。     

对公安机关应对流浪乞讨问题的思考

收容救助制度取代收容遣送制度后,城市中愈演愈烈的流浪乞讨现象引发了现实与潜在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问题。作为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的主要行政部门———公安机关,有介入流浪乞讨问题治理的必要,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公安机关仍面临诸多特殊困难。解决思路包括充分运用已有的法律法规、设立“禁乞区”、积极促进流浪乞讨问题之“综合治理模式”的建立。     

反思收容——从孙志刚事件到收容制度“变革”

今年8月1日,由国务院发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机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而此前已经施行了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也已同时废止。这项政策的“变革”,起因于一桩震惊中央政府高层、备受人们关注的收容致死案——孙志刚事件。     

城市流浪乞讨儿童救助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参与

最大限度地为城市流浪乞讨儿童提供救助保护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非政府组织（NGO）的职责。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城市流浪乞讨儿童救助保护中具有明显的角色优势、筹资优势和专业优势。然而，政策法规缺漏，非政府组织自律互律机制不全、协调合作不足等因素制约了非政府组织参与救助保护的优势发挥。为此，应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完善激励机制、转换合作模式等途径，为非政府组织参与救助保护提供良好的条件，以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流浪乞讨儿童救助保护机制。     

贵州省启动寒冬救助行动

2012年11月以来,面对逐渐寒冷的天气,贵州各地陆续开展针对街头流浪人群的寒冬救助行动。车站广场、繁华地段、地下通道、桥梁涵洞……每一个流浪乞讨人群集中活动和露宿的场所,都能看到救助人员的身影。对街头流浪人群来说,这个冬天不再寒冷。一个月来的第一个暖和觉2012年11月22日,小雪节气,从这天起天气将转入严冬。晚上8点,天空中飘起了小雨,贵阳大街上的温度已接近零度,人在寒风中站几分钟手脚就会冻僵。     

胁迫乞讨犯法

编辑老师： 你好! 我是在火车站工作的一名保安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残疾人、儿童在车站附近乞讨，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后来才得知，这些乞讨的人背后都有人控制，他们乞讨得来的财物最后都要上缴给控制他们的“头目”。最近，在我们的协助下，车站派出所抓到了几个组织乞讨的头目，     

当前救助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改进意见

自200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新的《救助管理办法》至今已有10个年头，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部确立了“以人为本”社会救助理念和制度的法规开始呈现出某种局限性，致使救助管理工作出现了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救助对象单一，没有涵盖其他弱势群体。目前的救助管理工作，因救助对象仅限于“正在流浪乞讨”的规定，不免过于单一，还不能满足社会救助现实的需求。去年11月贵州毕节5名儿童为避寒而惨死在垃圾箱内和12月河南郑州连续发生两起农民工和智障人员因露宿街头而死亡的事件，致使当地的救助管理站陷人十分被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