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途径:融合与协同发展

混合所有制企业需要建立科学的权力监督体系来维护投资方利益,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实现企业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而加强党的监督工作,促进党的监督与企业其他监督系统融合与协同发展是重要途径。文章结合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实际,分析了其托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工作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的具体措施:明确各监督体系的职能定位和业务界面;实施严格的经营管理分级授权控制体系;加强企业监督体系的融合与协同管理;完善监督职能履行考核评价体系等。     

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考

虽然党中央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要求已经多年了，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得并不是很顺畅，原因在于对于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改革要达到什么目的、如何进行改革等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达成改革共识、明确改革目的、汇聚改革力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经济原因、法制原因和政治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国资民资互补共进、共同发展，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混合所有制企业在遵循公司治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有助于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     

民法典编纂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描述,明确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则是对这些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     

亚细亚生产方式辨难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制虽然都可以称之为官有制,但其官有制却具有不同类型。这些具体类型可以归结为三大类:印度是"以国有制为形式的官有制";俄国是王有制;中国夏商周是王有制,而自春秋以来则是名副其实的官有制。相反,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则主要归庶民所有,实行生产资料民有制。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所有制是只有少数人——亦即全体公民——拥有土地权利的民有制,是一种不彻底不完全的民有制;而日耳曼所有制则是所有人都拥有土地权利的民有制,是一种彻底的完全的民有制。这就是自古希腊罗马日耳曼以降,西方——特别是英法德所代表的西欧——普遍实行土地等生产资料民有制的历史渊源!     

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解决好控制权问题

混合所有制改革目的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市场因素对企业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须重点解决企业向经济型治理结构转变的问题,而科学配置控制权是增强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先决条件,唯有明确不同权利主体的职责,才能更好地优化组织结构,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民营经济的概念及发展模式品议

坚持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走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的道路,是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既定方针。现在,大家对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已没有异议,但对什么是民营经济以及怎样借鉴外省市发展民营经济的经验,却众说不一。笔者试对民营经济的概念和发展模式作一缕析,窃盼对深化民营经济的认识能有所裨益。     

国内企业“走出去”门槛降低

商务部出台《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简化了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审批程序。《规定》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和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在具体条款中也未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做出不同规定。这保证了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过程中享受同等待遇。     

民营经济的法律障碍

发展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话题 ,但法律体系的陈旧政治观念、体制文化和法律意识 ,使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之上的民营经济 ,面临着重重的法律障碍。这些障碍主要表现在法律概念上、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唯成分论”导致的不公平竞争三个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要完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其次应取消以所有制性质划分企业的立法方式     

商业企业党建工作的新情况及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产权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经营方式的不断变化。上海商业企业呈现出不同所有制和不同业态企业并存的局面，这就给党建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情况。本文在对此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对策与建议。     

转轨中的产权改革方式与经济发展——基于中俄不同所有制转变策略的比较

由于受到转轨中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制约,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在各国间具有很大的差异,产生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增量改革先行的策略和以俄罗斯为代表快速彻底的存量改革策略。俄罗斯采取的是大规模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中国采取的则是放宽市场准入和放权让利的渐进式策略。转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局限造成了在转轨效益评价中的很多错误认识。产权改革是整体改革的核心。转轨的根本目的是效率的改善,转轨中的制度选择对转轨的绩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