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探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组织获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社会各个领域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引导社会组织为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已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对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部门间联系薄弱、统战组织建设不足等原因,社会组织统战工作进展缓慢。而互联网基建的完善以及软件设备的更新为实施社会组织“互联网+统战工作”提供了基础条件。因此,要主动树立网络统战辩证思维、完善亲民网络统战平台、建立网络统战长效机制、统筹网络舆情监督引导以及打造网络统战人才队伍,从而推进社会组织,网络统战工作。     

"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

当前算法研究中,"算法权力"这一概念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算法是不是一种权力?如果是,算法为什么是一种权力?这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学界基于本体论视角和系统视角分别产生了"算法不是权力"和"算法是权力"这两种在形式上对立的观点.理论上,从支配力视角出发可以证成算法权力,支配力是权力的核心要素,那么拥有支配力的算法是权力;实际上,算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它以技术集合的支撑、私人资本的嵌入与公权力的嵌入为基础,生成了算法权力.算法权力生成基础的糅合将产生多种算法权力形式,主要包括算法操纵、算法合格权威以及算法合法权威等算法权力形式.正确认识算法权力及其形式对于全面理解算法、应用把握算法以及治理算法具有重要作用.     

"外挂"的定性、分类及法律适用问题

外挂常见于网络游戏作弊器、刷单软件、抢票软件等.司法实践中,对外挂的定性、法律适用存在认识不清、经验不足等问题.外挂可分为辅助型外挂和作弊型外挂、依附型外挂和独立型外挂两类.外挂定性争议的原因在于:技术人与法律人对专用名词、专门问题的理解存在不对称性,刑法罪名、司法解释规定、罪状描述上存在不对称性.只有对外挂涉及罪名有准确理解,才能对其行为正确定性和适用法律.     

“低级红”与“高级黑”现象的成因分析及对策探讨

"低级红"与"高级黑"现象频频在网络宣传工作中出现,对网络舆情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造成群众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误解,事实上抹黑了党和政府形象,不利于党的政治建设。文章分析该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现实特征、典型表现及成因,有助于公众了解其本质。基于此,应从加强宣传工作队伍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加强网络监管三个方面探讨解决的路径及对策。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智能互联网的法律风险及其立法应对

智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带来了诸多变革,虚拟社会、人机互动、算法规则使得现行法律制度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法律价值上,传统法律正义观难以衡量一些抉择;法律关系上,既有的法律规范无法涵盖和调整一些新权益;法律适用上,司法制度遭遇障碍,等等.出现这些挑战的症结在于现行法律的过度滞后,除了法律天然的滞后性,保守的立法原则和繁复的立法程序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确立立法的适度超前原则,探索网络技术标准法律化,促进网络立法智能化,制定网络"基本法",建立适合智能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