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现象学人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在现代政治合法性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价值原则的普遍认同,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哲学人学本体论上坚持"以人为本",并在认识论上准确地认识人的本质,实现哲学范式上人的本体与认识上的同一性,从而达到实践上的知行合一。但是,在关于人的本质及其认识问题上,无论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人学范式还是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人学范式,都没有化解关于人学范式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内在紧张,这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认同困境的哲学根源。马克思的人学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和现象学人学范式,在"实践的现象学"意义上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内在统一,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列宁灌输论的三重逻辑

从历史逻辑来看,列宁的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诞生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灵活运用,是关于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理论的相关内容的继承和发展,是在领导俄国党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对其革命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来看,列宁从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的出发,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论述了为什么要灌输、怎样灌输的基本理论和重要依据;从现实逻辑来看,列宁的灌输论揭穿了俄国经济派、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面目,为工人运动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促进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列宁的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思想宣传和理论教育的理论基础和一般规律,在今天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西方学者对《论人民民主专政》研究的主要特点分析

因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而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域。70年来,西方学者围绕《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行了一些研究,呈现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研究视角的多维性、《论人民民主专政》生成逻辑的多重性、《论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域"多样性等特点,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待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矛盾心态,即肯定与否定交叉、正确阐释与曲解误读交织。出现这种现象,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局限所致。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语境论的政治学方法探析

政治学方法的困境在于经验性进路与规范性进路的二元对立,双方坚持自身立场的唯一合法性导致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背离。历史制度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方法彰显语境化趋势,其特征是以问题驱动确定研究对象的语境,以实际案例定位抽象原则,对比不同问题的语境确认政治理论的需求。语境论政治学方法的实现路径是使用语境分析方法理解政治语言的真实涵义,使用语境重建政治概念的内涵,使用语境还原的方法解读历史文本和重要人物思想,使用语境介入和问题导向的方法构建一套政治制度的客观评价标准。语境论实现经验性进路和规范性进路的二元融合,扩大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域,使其能够深入对法律、制度等实质内容的探讨。     

正确辨析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等式论"驳议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本 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然而,国内外却有人公开质疑,提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儒家社会主义等,形成所谓"等式论".针对所谓"等式论",我们必须予以辨析和澄清,理直气壮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续写第二个百年的新篇章.     

论“文化工业”理论的范式困境

本文通过论证,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展开的“文化工业”理论隐藏着研究范式的当代危机。这一危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范式的理论误读,它表现为对社会存在的抽象化理解和对文化自律的乌托邦期待;第二,交往范式的形而上学否定,这导致政治民主空间的遗忘和文化批判的精英化倾向;第三,意义范式的生存论遮蔽,它体现为对日常生活意义生成的忽视和人类主体性的美学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