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开示制度比较研究──兼评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中的证据开示

证据开示制度１９世纪始于英国,此后,受到各国重视。各国的证据开示制度都有各自的发展和完善历程。在具体的证据开示范围、方法及限制、制裁等方面也有所不同。我国在审判方式改革中,部分地区试行了庭前证据交换,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且有关诉讼体制、法制环境、诉讼观念等运行环境问题,尤其值得深思和研究。     

地理大发现新论

地理发现应指任一文明民族的代表首次到达了或最早了解了各文明民族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率先确定了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间的空间联系。15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末,欧洲人进行和完成了地理大发现,这段历史时期地理发现的规模、成果、意义和影响特别重大。地理大发现可依其主角的变换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西葡阶段和英法荷俄阶段。航海探险和陆上探险分别是地理发现的第一途径和第二途径。大航海大探险若取得重大的地理发现成果便构成地理大发现。大航海及其时代则可据其航海的特点分为近岸远洋航行、跨洋远洋航行、环球远洋航行和极地冰海远洋航行四个阶段。     

法律发现的实证分析——以我国行政诉讼为重点

法律的发现主要指法官用来发现解决个案纠纷的法律规则而使用的法律方法。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法律发现进行研究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发现的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传统的成文法观念下,实际上存在着广泛的法官具有创造性的发现法律的活动。通过对我国行政诉讼中法律发现实践的价值分析,又可发现,法律的发现实践不仅弥补了法律的空缺,深刻地反映了法律到底应该是什么,而且维护了行政的活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在正视法律发现的正当性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改革现行司法制度,促进法律发现的发展。     

证据开示·沉默权·辩诉交易关系论——兼评中国司法改革若干问题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构建,不仅要考虑该制度与现行法律制度的配套与衔接,而且还要研究与该制度相关的共生制度的设计与协调。“辩诉交易”、“证据开示”和“沉默权”是刑事诉讼程序构建的三个孪生兄弟,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构建要求必须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和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否则,辩诉交易的引进与移植,就如同澳大利亚的牧场主开始从南美洲只引进了“仙人掌”而忽视了“夜蝴蝶”一般。     

从国际法案例看岛屿主权理论变化及最新发展

关于岛屿主权归属问题,在国际法的发展中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原则。最初,＂发现＂能主张完整的主权权利。紧接着,国际社会强调了对无主地的＂有效占领＂,单纯地＂发现＂只能产生初始权利。而当今国际实践表明,＂有效控制＂已成为裁判领土争端案件的重要依据。在双方对岛屿主权发生争议时,对岛屿进行更为有效控制的一方往往能获得主权。更进一步,＂持续而和平的展示主权所产生的权利可以优于之前已经确定了的权利＂。     

浅谈命案现场中血迹的法医学意义

命案现场血迹既是痕迹又是物证,血迹的双重特性也充分反映出其在命案现场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为痕迹,它能充分反映出被害人被害时所处的状态和受伤以后的活动过程以及案犯触及血迹后的活动轨迹;作为物证,血迹是最重要的法医物证,刑事技术部门可以利用血迹的生物学特性,来确定血迹的种属、血型、性别以及DNA同一认定等。因此,研究命案现场中血迹的特点以及血迹的发现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程序失灵的揭秘与拯救——以“六连号”事件为例

当我们没有重视正当程序时,我们呼唤正当程序,把它视为是拯救行政法制时弊的灵丹妙药。但是,当我们引入正当程序时,却发现它在实践中屡屡失灵而形同虚设。人们不禁对程序开始失望。究其原因,在于某些行政机关对程序的垄断。必须打破这种程序垄断,方能实现程序的结果公正。这需要对我国现有程序进行深入的机制再造。首先,为了让信息公开落到实处,必须细化相关规定,分类分级立法设定公开细节,防止公开漏洞;扩大利害相关人的查询能力,包括帮助人数众多的利害相关人建立临时组织,以期实现信息公开的预期效果。其次,赋予程序参与相对人独立决定权,确保程序参与相对人独立完成一个或者多个程序环节,从而,摆脱程序主持人对程序的垄断。第三,当程序参与相对人人数众多时,在程序最后阶段应增加质疑和说明理由程序,一方面,可以在结果生效之前形成监督焦点,有利于发现错误,另一方面,避免了立即生效后,既有的错误被揭示所带来的政府公信力的削弱。     

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Ko-P phenomenon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Taiwan’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have been praised as good examples for emerging countries. As of 2014, Taiwan has successfully gone through four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two rounds of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However, continuing sectarian quarrels between the ruling Kuomintang and the opposition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cast doubt on the suitability of democracy for a Confucian society. This pessimism is challenged b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olitical star. A political novice, Ko Wen-je (aka Ko-P), won a landslide victory in the 2014 Taipei mayoral election, which is seen as a phenomenon. It has significan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has so far inspired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adoption of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such as identifying problems, leading by example, and team creation, are unprecedented in Taiwan’s political campaign. The Ko-P phenomenon demonstrates a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 in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and bodes well for the future of new democracies, particularly for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论司法归类中的逻辑思维技术范式

对司法归类中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概念法学派、历史法学派与自由法学派一直存在争论,哈特和考夫曼对其均进行了批判。法官运用法律时有法律适用与法律发现两种方式,相对应的是,存在着涵摄与等置两种逻辑思维技术范式：其相同之处在于都试图将事实与规范连接起来;不同之处在于涵摄直接通过种属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来沟通规范与事实,而等置则通过比较事实是否具有法律意义的同一性来判断事实要件是否符合对应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