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纵合横通强党建的税务实践

纵合,就是凝聚上级税务机关与下级税务机关、上级税务机关与下级税务机关所在地党委及其工作部门“两个合力”横通,就是在内部实现党建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关党建与系统党建工作、人事与机关党委工作、党建与监督管理工作、党建与教育培训工作、党建与绩效管理工作、党建与税收业务工作“七个打通”目前,全国税务系统共配备专职党务干部2.2万余名,占在职干部总数的3.1%。     

疫情防控中的征用补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疫情防控过程中大量进行的政府征用面临着疫情过后补偿机制的落实任务。厘定征用补偿机制的适用范围成为首要课题。就规范框架所展开的征用补偿机制而言,需要排除"名为征用、实为征收"和"由征用转化而成的征收",并特殊处理国有资产的征用问题。在可能扩充的范围上,可以考虑"名为限制性措施、实为征用"和人力、服务等非有形物的征用。同时,征用导致特定主体的额外"特别牺牲",以及在平台经济模式下电商平台是否可能构成新的征用样态,也值得关注。     

论我国征收立法中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

“公共利益”是启动征收程序的前提性要件。在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上,我国物权法应采折衷主义立法例,不应明文禁止商业征收,但应明文规定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形成机制,并建立相应的行政和司法救济途经。     

税收应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税收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卷烟消费与卷烟消费税调控

卷烟消费与卷烟消费税是关系到国民健康与国家财政收入的大事。本文分析了我国卷烟消费与卷烟消费税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卷烟消费税改革的建议。     

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研究

补偿主体的确定是行政补偿的首要环节。我国现行与行政补偿有关的法律没有确定补偿主体的指导原则,补偿主体往往就是征收主体,这种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模式极易引发“政群对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行政补偿应以“受益者补偿”作为其主体确定基准,同时探讨了我国行政补偿主体的现存类型及存在问题,提出健全我国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的构想。     

论税收法治意识的培育

中国税收法治意识淡薄的历史原因包含历史传统、体制、法制、社会意识等多个层面。在税收法制建设中 ,应从治国方略、立法程序、队伍建设、教育宣传、监督机制等方面加强税收法治意识的培育。     

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近些年来,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中的问题十分严重,“征地坑农”,“拆迁扰民”已是难以掩盖的事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破坏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