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

当前算法研究中,"算法权力"这一概念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算法是不是一种权力?如果是,算法为什么是一种权力?这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学界基于本体论视角和系统视角分别产生了"算法不是权力"和"算法是权力"这两种在形式上对立的观点.理论上,从支配力视角出发可以证成算法权力,支配力是权力的核心要素,那么拥有支配力的算法是权力;实际上,算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它以技术集合的支撑、私人资本的嵌入与公权力的嵌入为基础,生成了算法权力.算法权力生成基础的糅合将产生多种算法权力形式,主要包括算法操纵、算法合格权威以及算法合法权威等算法权力形式.正确认识算法权力及其形式对于全面理解算法、应用把握算法以及治理算法具有重要作用.     

《天平两端:新闻监督&人格权》系列报道之二 证据为主:属实与失实如何把握?

新闻从个案报道中来。由个案而起,抛出问题,令人深思。判决到个案审判中去。因个案触犮,化解矛盾,定分止争。“范志毅‘睹球’侵权案”“考拉海购‘售假’侵权案”“世奢会诉媒体侵犯名誉权案”—作为新闻媒体侵权典型案例,在我国传媒界和法律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两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如何规制及保障新闻媒体监督权,常说常新,探索不断。研究个案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从三个个案说起……。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遗嘱形式及其形式要件完善

民法典继承编应当对打印遗嘱设置更为严格的条件,除要求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尚应在打印遗嘱的每一页上要求遗嘱人、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日期。应明确规定口头遗嘱的适用范围,同时允许见证人使用书写之外的记录方式。在见证人无法觅得的情况下,允许遗嘱人运用现代通讯方式将其遗愿告知见证人,以给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订立口头遗嘱提供更多的使其有效的方式。应对录音遗嘱的具体见证程序和内容予以完善,制作录音遗嘱时遗嘱人、见证人应分别口述自己的姓名、性别、籍贯等身份信息以及录音遗嘱的制作地点、时间。密封遗嘱既具有自书遗嘱之私密性,又具有公证遗嘱之强证据力,而且密封遗嘱如不具备应有的形式要求,尚可转换为其他遗嘱形式。     

省委组织部离退休干部 “六个走进”树立银发组工新形象

"现在我们老同志的活动越来越主流,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党员干部群众的反响越来越好,我们自己也越来越精神!"省委组织部离退休干部职工党支部书记郭金弟参加全省离退休干部工作"比学赶超"座谈交流时有感而发。近年来,云南省委组织部不断强化部机关离退休干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党组织建设,在成功创建首批省级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的基础上,积极推进“银发组工新形象”正能量活动。     

解码“党建引领公租房社区治理”的徐汇实践

2019年第9期封面报道以《燃梦徐汇》为题,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徐汇区委坚持以党的建设推动政府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凝聚优秀人才、服务企业成长的有益探索,其中就包括以党建引领公租房社区治理的相关实践。岁末年初,徐汇区继龙南佳苑“初心汇”、馨逸公寓“馨空间”之后,又在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内唯一的一处公租房社区永嘉路492弄内成立“嘉园”党群服务站,并在区级层面形成了党建引领公租房社区治理的糢式。作为《燃梦徐汇》的后续报道,记者日前到“嘉园”实地探访,对模式进行解码。     

经典艺术的现代定位

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很多富有民族特色的经典艺术形式该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自己的定位?考察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中国昆曲当前的演出状况,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经典艺术在“展示传统”与“感召现代”     

编写通俗理论读物的良好开端——简评《2006理论龙门阵·构建和谐重庆》

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编的《构建和谐重庆》一书近日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巴渝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摆“龙门阵”的形式，把如何构建和谐重庆的一些理论观点、理论热点等话题，通过摆“龙门阵”的交谈方式娓娓道来。由此创造了一种被称为“理论龙门阵”的通俗理论读物的编写形式。尽管还有需要总结、完善、提高的地方，但作为我市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编写的第一本通俗理论读物，当是编写具有重庆特色的通俗理论读物的良好开端。     

“从‘左’边掉下去，从右边掉下去，都是一样”——林枫在“大跃进”年代谈教育报道

今年,是林枫诞生100周年. 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了林枫.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晋西南到晋西北,再到晋绥解放区,我都在他领导的地区做新闻工作.建国以后到了北京,1957年秋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这张报纸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党的文教方针政策为宣传重点.当时,林枫正在北京,先后担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从1959年3月起又是中共中央文教组成员.因此,每逢在编辑工作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就去请教他.尽管他的工作异常繁忙,但对于我历次提出的约谈的要求,他总是慨然应允,及时安排时间.每次他都亲切接谈,谆谆诱导,发表引人深思的精辟见解.我带去请教的一些难题,总能得到圆满的回答.有时看到我们报纸上某些报道或评论偏颇欠妥,他也主动地打招呼,提醒注意,及时纠正了出现的差错.他不单是对文教方针宣传中的问题提出意见,有时还就报纸编辑业务方面给予富有卓识远见的指点.这种交往前后持续10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先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投入监狱.前后10年,从林枫同志历次谈话中得到的教诲和启示,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