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针”与“对症下药”——“两个务必”的不同时代背景

西柏坡——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周恩来语）。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中共中央即将从这里动身，起程前往北京——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的王者之地。这是一个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日子——一个真正代表千千万万最普通民众利益的党所领导的军队，即将结束全国战乱，在北京宣布建立人民政权，从而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国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人们看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般戏剧性的王朝更替，权力圈外的普通人们对政权的更迭已不抱热望。但是，这次却不同，人们从这支党和队伍的旗帜上，从他们的语言和行动上，看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统治者的东西。这种特质再一次激动了人们久已冷却的心灵：人们切盼着这个政权的到来，同时一些人又怀着些许忐忑：他们的这种好作风能长久吗？黄炎培先生的发问就代表了这种心情：“中共能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率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也有所顾虑。从泥土地进入紫禁城，环境变了，地位变了，具有七情六欲的人难保不变。所以，党的领头人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他对同行者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为了“应考”，中国共产党作了充分准备。赴京之前，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