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野蛮”叙事与等级性世界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借助“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为其现实政治服务。这种政治话语起源于西方文化的两大痼疾：一是普世性与排他性结合导致的等级性文明观，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背离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在殖民主义时期，“文明与野蛮”叙事主要由基督教宗教认同、白人种族主义及西方制订的国际法理论构成，并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在后殖民时期，这种“文明与野蛮”叙事的标准则日益从具象到抽象，更多借助将西方制度和价值观视为“现代性”“人权高于主权”等更抽象的标准，并服务于新帝国主义扩张。从结果看，这种文明标准通过制造“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人为将世界分为两个彼此隔绝、相互对立的世界。此外，“文明与野蛮”叙事还塑造出“反文明的文明观”,并由此导致整个世界日趋“野蛮化”,形成等级性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文明观”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