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应对疫情对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威胁，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抗击疫情。其中，中国的“武汉模式”和日本的“仙台模式”是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抗疫策略，中国的抗疫模式遵循的是“完全安全化”的路径，而日本遵循的则是“有限安全化”的路径。通过梳理 “安全化”模式和“安全化”困境的既有研究，对 “武汉模式”和“仙台模式”的“安全化”进程及特征以及“完全安全化”和“有限安全化”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阐释。在“完全安全化”模式中，施动者应对威胁进行准确判断、施动者与受众共同发挥抗疫主体作用、“安全化”先于“去安全化”在场，而“有限安全化”模式则具有受众发挥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须同时在场的特征。上述两种模式所形成的“东亚模式”对国际社会治理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具有借鉴意义，无论选择哪种抗疫模式，为了切实保障人的安全，都必须在抗疫过程中确保“去安全化”的在场，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安全化”的困境，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