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认识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都在对"理性"做着不断的探索,正是由于哲学家们对"理性"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认识,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和哲学观点.     

对“客观真实说”的理性思考——兼论法律真实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建构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目前作为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从理论层面看,客观真实不仅与待证事实之间在性质、范围和哲学范畴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且在适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也存在诸如认识论主体条件适用的虚假性、使用实践检验标准的缺失、作为证明标准的违理性等缺陷,因此,要彻底抛弃客观真实说而代之以法律真实说,以科学地指导我国的司法活动。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相隐”原则

"同居相为隐"是古代刑法原则,有其自身的历史沿革过程与传统文化基础.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与宗法制度是相共生的.因此,"同居相为隐"这一古代刑法原则的形成与确立有其历史必然性.通过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法的根本精神的比照可以明了"同居相为隐"原则的内涵.对该原则的历史责难介入了"伦理与法律的冲突"这样一个传统的命题,最终的意旨在于通过考察传统亲伦精神,能够对我们现代的立法精神、价值趋向有所启发.     

论民法典的形式、价值与中国民法典

民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法律系统化的传统,其表现为形式上的合理性,内容上储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自由、平等为其基本要素,并以此规制着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国一向缺乏私法传统,而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民法典的制定成为客观上的需求。面对民法价值模式的变迁,确定我们的民法价值观的选择,以实现中国民法典目的和理想。     

论中国古代“韬光养晦”战略思想——以中国封建盛世形成期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大,“韬光养晦”战略方针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争论。先秦诸子文献中体现“韬光养晦”思想的相关论述以及西汉、唐朝、清朝的历史案例都表明,“韬光养晦”战略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走向盛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当前我国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应继续创造性地奉行“韬光养晦”这一战略方针。     

中国古代“讼师”正名论——以明清时期为例

自古及今,无论官方抑或坊间,只要论及讼师,几乎众口一词地斥之为无事生非、奸诈贪婪的小人。其实凡事皆有两面性,讼师确有许多不良行径,但其对社会发展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也不应被忽视。以明清讼师为研究对象,主据明清史料,就讼师是否确为唆讼、诈财之徒与诸学者商榷,考察讼师在当时社会的性质,以及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献血案的法律分析——兼论形式理性应对实质理性的挑战

由于血液的特殊性,所以法律对于血液的采与供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制。但是基于成文法本身可能具有的局限性,所以血液规制的法律尽管可能体现了形式理性,但是在实质理性上可能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对于个案的适用显得生硬与僵化。所以在具体的案件中,非灵活的执行法律,可能损害个案的实质正义。     

论盗窃罪“秘密性”的取舍——“秘密窃取说”与“平和窃取说”之双重批判

关于盗窃罪的标准,学界提出了＂秘密窃取说＂和＂平和取财说＂。＂秘密窃取说＂坚守概念类型但对概念类型的偏向存在疑问以及易造成处罚的漏洞,＂平和窃取说＂强调处罚公正以及区分标准客观化却忽视对概念类型及立法现实的把握。＂修正的平和窃取说＂结合了两种学说的优势与劣势,以取财方式作为划分标准,以区分盗窃罪、抢夺罪和抢劫罪。＂修正的平和窃取说＂在概念类型的坚持、处罚的公正、立法现实的契合性以及标准的明确性方面更具优势。     

论法学中的“理性”含义

论法学中的“理性”含义北岳一、“理性”的研究意义和范围“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经典性概念。“理性”也是西方法学的经典性概念。“理性”概念以及这一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现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无论怎样赞誉都不为过。自从西...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与“德治”传统

人性历来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热衷于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现实中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也往往以一定的人性论为伦理基础。下面笔者谈谈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治理模式——“德治”，以期在法律史的视野下省思传统，为建设现代法治社会提供有益的本土资源。     

“中国产品”转为“中国品牌”的理性思考

在十三五期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任务是调结构、促发展,加快推进企业产品建设,由产品转向品牌。这内在要求我们要围绕品牌建设采取对策,保护知识产权,严打假冒伪劣,创造良好的品牌空间。企业要全力经营产品,完善品牌体系,提高经济效益,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趋同论”与“特色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思潮述评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预示着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将发生一系列深刻而伟大的变革。对外开放,首先的和主要的是经济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或者说是经济交往和经济关系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势必伴着商品、资金、技术和人员等的跨国流动,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涉外民商事关系。对这种涉外民商事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整,正是国际私法的主要     

论“威胁、引诱、欺骗”在侦查讯问中的存在理性与适度运用

无论是从侦查讯问的对抗性特征及实践效果看,还是从国外侦查讯问的立法和实践看,在侦查讯问中运用"威胁、引诱、欺骗"手段均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但要注意"度"的把握。     

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村社理性在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对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经济危机具有软着陆载体作用。本文认为,对中国这两大比较优势之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变化的研究,有利于中国软实力之内涵性提升。     

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十分注重“和”思想,“和”的内涵丰富,包括“和平”、“和睦”、“和谐”等内容,涵盖家庭、社会、世界各方面,挖掘“和”思想丰富内涵和积极一面对建设今天美好中国的建设,对推动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推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的“大治安”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当政时期 ,都建立了符合社会发展的封建政治秩序 ,并通过国家警治禁卫安全力量 ,对社会实施权威控制 ,调节社会机体。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趣”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趣”有多种含义，诗论、词论、曲论、小说理论都涉及“趣”，并由此引发了“兴趣”、“灵趣”、“理趣”、“情趣”等概念。文中试对“趣”含义的演变作一梳理辨析。     

中国古代封建“吏治”漫议

中国古代封建“吏治”漫议高晓凌战国时期的政治家韩非说过：“明主治吏不治民。”①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领悟到了“吏治”对国家社稷的重要，因而认真规定了官吏的任用、奖惩等制度。其中有些很值得后人借...     

中国古代“赦免”含义考察

中国古代鲜见“赦免”的表达,多见“赦”“宥”“肆”“大赦”等用法。理解中国古代“赦免”的含义,应当从广义的角度把握“赦”的内容。典籍中关于“赦”的记载,包括“眚灾肆赦”、“三赦三宥”、“存疑而赦”、“国君过市而刑人赦”等内容,表明在大赦形成之前“赦”的含义很丰富,蕴含着责任年龄、责任主体、主观方面、无罪推定等现代刑事制度方面的理念。直至大赦事例出现大赦制度形成以后,中国古代赦免的含义才与现代赦免含义靠拢。总之,在发展变化的历史中通过不拘一格的词语表达出中国古代“赦免”的共同含义,即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一种制度。     

论五代后唐刑事法制之变化——兼驳五代“无法”、“刑重”说

法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五代乱世是一个无法或滥刑的时期,从而致使五代法史研究薄弱。然以五代中段的后唐为例,翻检史料,可以发现情状并不如此。在刑事立法方面,后唐官僚阶层重视法律,产生了颇具规模的立法成果。在刑书编纂形式上,后唐继承唐中后期法制传统并向纵深发展,刑统和编敕影响至宋。这具有典型的唐宋变革时期的承启性。刑法条文则兼有轻重,并非一味强调严刑峻法。在司法实践方面,既有循法慎刑的案例,亦不乏恣意滥刑的案例,由此导致后唐刑事法制矛盾运作的面向。这些变化提醒法史学界,加强五代法史研究,对于正确认识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