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良法善治的思想源流、制度表达与当代传承

先秦儒、墨、道、法四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实现良法善治的不同治理方式。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对良法善治的追求。在良法善治的制度表达上，中国古代形成了体现传统伦理等级的立法创制，追求慎刑与恤刑的司法实践，重视社会教化与调处息讼的治理经验。古今对良法善治的追求有共通之处，在当代的法治实践中，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古代良法善治的经验与智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下的中华法系

当前，对中华法系的研究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问题值得去探索与研究。其中，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进行审视可以发现，中华法系在世界五大法系中，具有唯一的一个古代世俗法系的地位、唯一的一个用非强制力途径形成的古代世俗法系的特征和中华法系的开放性有力证明了中国传统法律是开放法律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中华法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华法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其深入研究，为复兴中华法系与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添砖加瓦。目前，除了面面俱到地论述，也需要通过拾遗补缺，深化对中华法系的研究。     

十九大回声:开启新时代的“良法善治”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这是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表述的进一步升华.法治是法律之治,更是良法之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法治建设的重心已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即从“有法可依”转向“法律可依”.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2月23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可见,未来的立法,无论是立、改、释,都应当注重质量提升.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伟大实践而成功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法治规律、通向良法善治的法治现代化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法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也是21世纪人类法治文明的康庄大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战略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发展目标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路径选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面向未来,我们将以建设法治强国为目标、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蓝图、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要务、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基石、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动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不断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推进中华法治文明新发展,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新时代中华法系的伟大复兴：历史、现实与未来

复兴中华法系是新时代法律人的文化使命,是在法治文化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应有之义。新时代中华法系的复兴应当囊括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维度,通过厘清中华法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融合形成新时代中华法系的内在意涵。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与新时代中华法系复兴有重要的内在联系,包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和坚持守正创新三个方面。中华法系复兴必须立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从中国式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两个维度开展复兴伟业。回溯法统转型的历史,应当从中得到启示,将中华法系复兴融入新时代法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研究,推动繁荣法学研究,助力法治中国建设。     

弘扬中华法律文化,共铸世界法律文明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之一,就是总结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在中华法律文化中,最能体现其特色和亮点的成果,就是一个法学学派即法家、一部著名律典即《唐律疏议》、一个庞大法系即中华法系、一门原创学科即法医学、一部经典判例集即《刑案汇览》、一个法律家群体即律家。正是这些成果,使中华法律文化跻身于古代世界法律文明之林。至近代,这些成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日渐暗淡,不再辉煌。至当代,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如何将上述成果中的精华分离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为铸造当代世界法律文明做出贡献,是当代中国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浅议法治进程中的良法与恶法

人类社会法治进程中,古今中外从未停止对法律善恶之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良法善治",首次官方明确依法治国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本文从中外法学主要流派对法之本义所持观点,及我国大陆对法治探索进行分析,提出在现阶段法律尚未完善,存有诸多漏洞;法治进程中除了适应形势需要及时对不适宜的法律进行废、改、立外,在基层法治实践中更要按合乎法的正义、公正、自由等价值理念进行解释,分辨良法与恶法,从而排除对"恶法"适用。     

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

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不同语境中的法史学者,通过将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比较,揭示出了彼此有别的中华法系之历史面貌。在进化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古.老而落后,丧失了型构现实生活秩序的生命力,需整体性地予以批判和否定。在民族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系统性、连续性和民族性而独具特色,整理、发掘、重述其历史谱系,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也为重建“新中华法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前提。在法治论语境中,中华法系以其“治乱之道”和“良法善治”的血缘伦理身份内涵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不可能获得型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威地位。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中华法系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法治文明的中国现代精神史。     

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渊源角度考察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律令制"架构,是认识中华法系特征的关键。一般认为这一架构至唐代才正式形成。其实,这一体系特征大致萌芽于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已初步成形,至两晋基本确定。所谓律令制体系,其要害特征在于律令间的特定关系。律为主(正),令为辅(副);律为刑罪法,令为政导法;律为稳固少变之法,令为因时修订之法。二者间这种关系,正好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刑关系构思,也大致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法模式的一般特征。通过对古代中国历代律令关系变化历程的考察,总结了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阶段性特征,并就中华法系律令制架构特征及"礼乐政刑"综合为治模式特征做了进一步阐发。     

语义与实践: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进路探究

总体上,法治文化既包括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和法律设施,又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中国特色法治文化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更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反映了全社会的精神风貌,以社会福祉、公平正义、法律至上、权力规制、权利保障、良法善治等为基本内容,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动、互融、互补、互促的特色文化.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建设应当在文化自信、文化自主、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达到国情语境下的多元融合,其实践既依赖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元共治,又需要通过优质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最终使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和自觉行为,内化为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汪习根 汪火良：依法治国与执政为民统一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法治国、执政为民，是通过具体的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法的运行机制实现的。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应是“良法”、“善法”之治，所以实现依法治国、执政为民首先应当制定出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自然发展规律的良法。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建设的重点。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

生态环境法典的价值取舍、法典内容及编纂技术,关涉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也是一个国家生态文化的集中体现。“天人合一”、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是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主旋律,也是贯穿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思维主线,其以哲学、美学、法律等不同形态融入人民生活,塑造着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不过,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天人合一”观,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必须以时代条件鉴别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本源相通,中华法系法典编纂传统与现代环境法典编纂和而不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要走海纳百川的文化开放之路,实现“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的有机结合,为世界贡献一部伟大的模范法典。     

道——中国古代法律的另一基础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上,道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传统法律是外儒内法,兼采众家,而以道统摄之。因为道的唯一性和来自与它的道法执一、天人合一的理念为君主专制之法提供了最终的理论依据:阴阳和合的观念又导致了德刑并用但又得主刑辅的法律传统:无为而治的观念又为无讼的传统提供渊源。道给中国古代文化和法律传统提供了坚实的宇宙论基础。是传统法律的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基础。中国传统法律外儒内法,兼采众家而以道贯之。     

立良法促善治护发展——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回眸

<正>“法者，治之端也。”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五年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将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决策相衔接，统筹立改废释，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推进高质量立法，迈出以良法促善治护发展的坚实步伐。     

简论中华法系

"法系"是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术语,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学术概念。中华法系就是指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为母法,在东南亚早期封建国家之间形成的一个影响广泛的法系。中华法系的母法,就是经数千年积累而成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华法系的子法系统,主要由封建时期的日本、朝鲜、越南等仿效中国古代法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华法系

儒家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家庭组织、君主专制政体三合一基本特征的历史产物。先秦儒家法律传统以“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西汉以后又不断充实完善，成为支配古代法律实践的正统价值观。     

中华法系并非“以刑为主”

传统观点认为:“以刑为主”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观点只注重历代“律”典的分析研究;只注重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比较;没有重视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变化。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已经不再“以刑为主”,而是行政法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政法律为主是中国古代成熟时期法律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古代行政法律之所以异常发达,除了行政管理必然要求法制化(文明化)的一般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异常强大和重要。     

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