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社会政策面临的新社会风险及其应对

根据时代更替和经济社会环境变迁,分析研判对社会政策造成重要挑战的新风险,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题中之义。新社会风险的分析视角关注后工业社会时代的新社会风险与工业社会时代形成的老社会政策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分析视角下,数字经济的社会政策挑战有：数字化生产带来的就业替代风险,新就业形态的过度灵活造成的劳动者社会保护弱化风险以及数字经济侵蚀社会政策财务基础的风险。应对数字经济的风险和挑战,需要增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护,扩展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普遍性福利,培养公民基本数字技能以适应数字化的劳动和生活,完善缴费和税收制度以巩固社会政策财务基础。     

数字媒介、不确定性与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感知之间互动的结果。现代社会形成的复杂系统、个体化趋势、主观意义世界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不确定性的流行。不确定性在风险事件和风险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与情感的生产之间关系密切。数字媒介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风险感知、风险传播中的“事实”建构、风险知识以及情感流通的后果等方面都加剧了风险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并带来显著的情感后果,如恐惧、恐慌、焦虑、愤怒等情感的形成和扩散。应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问题,我们需要情感治理的理念。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既需要应对消极情绪,减少负面后果,同时也要培育积极情感,建构以信任、希望为核心的情感文化系统。     

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的逻辑机理、潜在风险及纾解路径

科技支撑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AI)、扩展现实(XR)等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提供了技术引擎和场景优势,掀起了一场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进展和互动关系,隐含着“技术鸿沟”“信息茧房”“信息孤岛”的治理风险,给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进入数字时代,持续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需要在主体层面营造数字治理共同体;在价值层面共创社会公共价值;在制度层面统筹顶层设计改革;在机制层面赋能数字治理创新。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

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一书以来,＂风险＂成为理解和诠释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性概念,＂风险社会＂随之也成为解释世界的全新范式。     

风险社会、治理有效性与整体治理观

制度既是对风险的系统性回应,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制度面临着普遍性治理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治理问题的凸显,在知识界和实践界中出现了从关注制度现代性到重视治理有效性的转向,治理结果有效性优先于制度形式的合法性。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应该树立整体治理观,并重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改革。     

治理理论与社会基层的治道变革

治理理论是影响当今世界各国治道变革的主流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制衡,社会资本是治理的润滑剂和道德基础,强势民主,顾客导向,市场化政府等等。其对我国基层社会治道变革的启示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开展社区教育、培育公共精神,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等等。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中的社会风险治理探析

社会风险成为现时代的理论热点与现实焦点,一方面是人类自觉意识与反思能力的提升的结果,体现了人类对整个生态圈的未来命运的担忧与关怀,另一方面反映出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维度需要重新受到审查与批判,人类实践行为的社会效应与管理方式等需要反思与重构.我国的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积极认识和治理社会风险的过程,这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也是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如何有效控制和治理社会风险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智慧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准确把握和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化.     

风险规制研究:构建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规制是人类应对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和现实诉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规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初步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基础,提高了人们对于风险防控的理解水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风险规制研究对于我们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大有裨益,因为面对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风险规制体系已是势所必然的选择。但是风险规制研究也存在侧重于个案描述及其成效分析,不能提供社会风险治理整体知识图景的内在局限。未来应加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着力于共性问题的探讨,建构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论智能技术对社会治理变革的影响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研究发现,智能技术所具有的数据理性、赋权治理和隐性规训等特质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智能技术权力化引起社会权力结构重塑;二是数字化治理引起社会治理的理念、路径和方式等发生变革。智能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在促使社会治理变革的同时,也呈现出社会权力分化、“数字官僚主义”和集体共识困境等负面作用。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基于全球化视角分析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成为认识当代社会和全球发展的基本语境。而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机制体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应对与化解社会风险不仅是各级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更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就江苏地区而言,应对社会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为实现江苏社会风险预警"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政府主导、群防群治、管理创新、制度保障"的战略构想,应对化解面临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江苏社会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风险的多元治理。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中的社会心理及其干预

社会心理干预是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变量。公共安全风险易导致社会消极心理产生和蔓延,社会心理干预有利于唤醒积极情绪,传递正能量,促进社会认同。通过探析当前社会心理干预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从构建完备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健全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建设社会心理疏导渠道等方面进行合理的对策探讨。     

农民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治理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由于城镇化中主体关系失衡、治理结构失调、治理方式失效及人与自然关系失和等原因,当前农民市民化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人际和生态等多重维稳风险之中。有效化解农民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需要构建政府引导的多元参与治理体系,创新户籍和土地产权管理制度,培育城乡一体融合的认同文化,统筹运作绿色治理与社会治理。     

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到了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阶段,不仅存在众多风险源,而且存在多种使风险放大的因素,使得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多种社会风险相互交织的高风险状态.我们要通过提高公众认识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健全政府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和建立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等措施来治理社会风险.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内涵、意义与实现路径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从各个层面考察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社会治理方略。数字包容理念是全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对于老龄社会治理尤其重要。基于社会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需要厘清“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概念内涵,并从加强观念培育、增进协调治理、引导产业发展、鼓励社群支持和开发主体潜能五个方面构建数字包容老龄社会的制度框架。考察对老年人友好的数字包容社会的建设,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有利于及时回应老龄社会新形态和老龄群体的需要,助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利于发挥我国基础设施优势,丰富数字中国战略新时代尊老孝老的内涵。建设“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应全面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践行积极老龄观,增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采用生命历程视角前瞻性规划与布局,提升互联网服务和内容适老化水平,有效发挥互联网使用的辐射效应,加强建设效果评估,完善数字包容社会建设政策。     

全球复杂性风险治理:中国参与及共享价值

当前"黑天鹅"事件频频振翅,使得全球进入复杂性风险时代。而治理的难点在于风险生成并无准确解释框架,在时空域下呈地理涌现性,并不断演化出多样性。面对全球公共风险事件,离不开多国携手合作。中国作为一分子,作为负责任大国,亦积极参与治理,这恰恰体现了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然而,现有的国际治理方式未能在机理上进行有效应对,导致全球复杂性风险治理呈现碎片化、低效率样态。基于此,针对风险治理复杂性我们应进行范式转换形成共享价值——即构建具有国际性和政治担当的可达成的共识、构建集体行动与险益权衡的可接受的理念、构建科学预警和应急决策的多变协同治理机制以应对复杂性风险并形成一定的抗风险韧性。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