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失范理论——浅析迪尔凯姆和默顿的犯罪学思想

作为犯罪社会学的重要理论,社会失范理论为我们认识犯罪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较为深刻地提示了犯罪的社会根源。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引入犯罪学,形成了系统的社会失范论。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继承并发展了该理论,使之成为解释犯罪现象的基本理论。     

宪法学研究范式与宪法学中国化

自托马斯·库恩 196 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概念以后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采用了“范式”的概念 ,以寻找研究问题的系统的思考方式与思维框架。库恩认为 ,范式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和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意识形态性 ,学者们研究某一问题时必然涉及普遍接受和运用的概念、模式、基本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等。宪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 ,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过程中也需要确立共同的“研究范式” ,以保持宪法学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的统一。从一般意义上宪法学研究范式涉及本体论、…     

论类型学研究范式在犯罪学中的应用

类型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是研究复杂社会问题的一种新型分析工具。在犯罪学中应用类型学研究范式其基本步骤有三项,即：确立分类标准,建立“理想类型”;以“理想类型”为参照,将具体犯罪现象予以归类;在诸类型间进行比较,考察类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犯罪类型化三层次理论,即可逐步构建出犯罪类型学研究的基本模型。     

论类型学研究范式在犯罪学中的应用

类型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是研究复杂社会问题的一种新型分析工具。在犯罪学中应用类型学研究范式其基本步骤有三项，即：确立分类标准，建立“理想类型”；以“理想类型”为参照，将具体犯罪现象予以归类；在诸类型间进行比较，考察类型问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犯罪类型化三层次理论，即可逐步构建出犯罪类型学研究的基本模型。     

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律世界——解读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将社会学和法律紧密地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严谨的治理制度,而只有将这种治理方案转化为法律才能真正地实现社会学与社会治理的有效结合.因而对社会学与法律关系研究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从国家法律的含义以及基本特征入手,进而基于埃利希“法律社会学”视角,具体探析社会学与法律之间的具体关系,包括社会学与法律的根本目的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不同点等,以期为后续社会学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     

试论我国犯罪原因研究的范式问题

"范式"概念的提出为犯罪原因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理论工具,可以将当前一般犯罪原因研究划分为因素理论范式和系统结构理论范式,这两种理论范式各有其优长和局限性,对于我国犯罪原因研究而言,既要重视多因素研究范式的实用价值,也要充分发挥系统结构研究范式的理论优势,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科学构建起犯罪原因理论体系。     

商法的范式变革——析资本经营与营利

“资本经营”是企业资本营运和资本结构优化增值的行为规则,“营利”是商人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规则,“营利”表征近代商法范式,“资本经营”表征和谐商法范式.近代商法范式危机是其理论危机的集中表现.深入调研资本经营是化解商法范式理论危机,构建和谐商法,捍卫法律主权的最佳切入点.市场本位、商法本位、群体本位正是商法范式变革的三个推动力量.     

认识论范式的“反常”困境——对侦查学的范式考察

在库恩“范式”理论的视阈中，我们发现目前侦查学的研究范式一一认识论范式对侦查活动本质属性的把握和解释无法回应侦查实践的客观发展，其驾驭力、涵盖力、整合力、体现力已相对不足，无法将“证明”、“事实”、“实践”、“建构”、“目的”、“技术”、“科学”、“价值”、“具体”、“整合”等侦查活动的重要范畴纳入到自己的范式体系之中予以解答，形成了十面“反常”、“危机”四伏的局面．这预示着“学科革命”的到来，新范式的孕育和诞生．     

目标与方法的断裂——对默顿社会反常理论的再认识

犯罪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的根源。默顿的社会反常理论 ,将犯罪的社会原因解释为社会结构中文化目标与合法方法之间的断裂 ,这对当代中国社会犯罪原因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默顿的社会反常理论源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失范论 ,并深受其老师帕森斯的功能理论的影响。本文在对这两者介绍的基础上 ,对默顿的理论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我国学界对默顿的社会反常理论多有非议 ,本文对这些非议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认为其中的许多批评是不恰当的。基于对默顿理论的正确理解 ,文章也分析了默顿理论在四个方面的不足 ,不过尽管如此 ,在犯罪之社会原因的解析中 ,目标与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两个重要变量。     

主体间性理论对刑法现代化的再造

当前刑法存在范式转型的需要.基于对传统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的反思,现代哲学中出现了主体间性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为我们认识现代政治和法律以及完善刑法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法律是理性的实践,主体间性理论对于现代刑事裁判结构具有建构价值,并对传统法律解释论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强化了刑法论证的必要.主体间性理论为探讨刑法理论体系构造是否科学、合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它开拓论辩式犯罪构成论体系,凸显了刑事责任独立评价的现实要求.刑法理论体系当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理论导向,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型.     

自主与不自足经济社会情境中的经济法定位:“社会性”的解读

经济法被界定为“社会法”,对于“社会性”的解读构成理性认知经济法内在规定性、明智设计经济法制度、进而合理型塑经济社会生活的纽结。由于“社会性”实现机制的构设实为个体、社会和国家间制衡格局的构建,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论两大理论范式对经济法产生了共识和分歧。在上述两种理论范式的智识洞见和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商谈论范式的相关立场和主张将有助于对经济法“社会性”定位的理论重解和制度重构。     

论类型学研究范式在法制现代化研究中的运用

范式作为学术研究的分析工具,是指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必然涉及、普遍接受和运用的概念、原则、模式、基本的理论框架、发展方向和研究方法的统一。在进行法制现代化研究时,要构建和运用类型学研究范式。类型学研究范式以解释社会学为本体论,强调法律理性主义,具有法律发展的历史感,适合法制现代化研究。     

当代法和经济学发展的第三条进路——法学与经济学的双向校验互动

科斯所代表的“法经济学”、波斯纳所代表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以及卡拉布雷西所代表的“法学和经济学双向校验互动的耶鲁学派”可以并称为当代法和经济学发展的三条进路。卡拉布雷西参与学科交叉研究所秉持的交互检验的双向思维、建构综合分析框架实现学科交叉融贯的研究范式，和对“法律实践所可能包含的未经分析的有效人类经验”的尊重与坚守，在克服科斯和波斯纳理论研究范式既有缺陷的基础上，为法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改进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当代法学研究的发展和中国法治建设实践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对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启示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学解释范式,对法学研究也表现出了强有力的解释能力。经济法作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其社会本位的理念要求经济法的研究不能离开对社会公共利益及社会行为、结构的研究。社会资本理论则为经济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日本诉讼标的理论再认识——一种诉讼法哲学观的转向

在过往的诉讼标的理论研究中,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使用了“体系性诉讼标的理论”作为研究范式,相关研究通常把“体系性”的研究范式默认为德国、日本等主要大陆法国家理论的通行做法 但是,当代日本法的理论和实务已经放弃了“体系性诉讼标的理论”,并转而将诉讼标的问题拆解成诉的合并、诉的变更、禁止重复系属、既判力的客观范围等四个子问题,在具体的诉讼场景中分别寻求妥当的解决方案 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的哲学观是一种重视具体场景中结果妥当性的形而下哲学观.理解这种诉讼法哲学观,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日本诉讼标的理论,还可为理解当今的整个日本民事诉讼法学提供视角.     

服务于法史学的自然法 ——19世纪末法史学在法国的形成

19世纪末的法国法学界同时见证了两项学术史的重要改变：自然法学迎来了复兴，法史学也成了法学院的一门重要学科。两种学术倾向同时在此时发展并非偶然。面对“社会科学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法学亟需一种可以处理社会发展经验的研究方法。史学的研究范式恰好因为对变化和发展性的强调而得以满足此种要求。而且法史学又因为其研究的是过去的法律，所以符合法学作为规范科学的特性。法史学展现的法律发展性促使一种强调内容可变性的自然法理论得以发展。自然法学家也通过对法史学论据的使用为多元主义的法律渊源理论背书，并强调在多种法律渊源之间进行选择和解释需要以自然法为指导。但他们所主张的自然法并非独立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此时的自然法内核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它恰恰形成了对社会科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的回应。     

论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威格莫尔证据法思想及其启示

威格莫尔被尊称为“英美证据法学的集大成者”,其证据法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整个英美证据法学.威格莫尔的证据法思想继承了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其经由《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制度专论》向《司法证明科学》的学术转向正在促进着美国证据法学研究的整体知识转型.这对于中国证据学科的建构有着极大启示:我们应该建立“规则”加“规律”的学科研究范式,从而迈向独立的“证据法学”与整合的“证据科学”.     

经济法研究的“合”与“同”

学界普遍关注的经济法研究的“离乱”及其引发的“失序”问题,需要通过“求同存异”、“理论聚合”来加以解决,由此产生了经济法研究应关注的“合”与“同”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应当在离合关系中把握“合”,在“求同”的过程中实现“合”;从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来看,在研究路径、研究范式以及范畴研究上的“求同”,直接关系到经济法研究的方向、路径、方略,以及经济法学最基本的研究范式、特异性范畴的提炼和基本共识的形成,从而会对经济法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物证鉴定科学范式转变背景下的同一认定理论

2005年《科学》杂志刊登的《正在到来的物证鉴定科学范式转变》指出,传统的法庭科学正走向一种新的科学范式。同一认定理论作为传统范式的理论基础在国内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构成和适用领域。本文对比了国内外的同一认定理论,指出该理论在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中的不足,以及新鉴定范式转变的可行性。在同一认定理论的再检视中,提出同一认定理论宜限定在物证鉴定领域,刑事印证证明模式可以涵盖侦查学领域和司法证明领域的同一认定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物证鉴定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路径。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