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研究

刑罚结构改革紧密结合着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这次2011年刑法修正关于刑罚结构的内容预示我国立法发展的方向,也存在仍未解决的结点;笔者就分析刑罚结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改善建议,以探究刑罚设置的问题.     

刑罚价值体系的重构

为什么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为什么把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二者基于同样的价值目标,诸如社会公正、安全、秩序,等等。这些价值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应该得到维护。然而,我们所面临和讨论的是这些价值是否应该和是否可能同等维护。当这些相关的价值出现冲突、错位或者需要判断优先性时,我们如何选择和决断?一、社会诚信———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刑法价值目标翻开整部刑法,其所追求的价值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国家与社会安全、经济与社会秩序、人身与民主权利、财产所有权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的廉洁与健康,等等。这些价值都是需要而且必须很好地维护的。…     

我国刑罚改革的理论探讨

刑罚改革应突破“重刑化”与“轻刑化”之争。这种理论纷争,犹如在刑罚改革的道路上设下了一道屏障,不越过它,就无法正确把握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合理比例。我国刑罚改革应遵循刑罚之公正合理性原则、刑罚之必要性原则和刑罚之个别化原则。     

死缓制度改革刍议--兼谈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和重构

2011年以来，两起颇受社会各方关注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将原来主要由法律专业人士研究的死刑问题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也使“死缓”这一我国“特有的死刑适用方式”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笔者认为，死缓制度主要源于革命战争时代和建国初期临时运用的一种刑事政策，曾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建国60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死缓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弊端，不能适应当前国家法治建设的需要。实践中，判处死缓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但使司法裁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也给司法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并导致大量的申诉上访，由此付出了昂贵的司法成本，且死缓虽无死刑之实、却具死刑之名，在国际舆论上也给我国造成很大的被动。因此．笔者认为．对死缓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建议取消这项制度，同时进一步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严格无期徒刑的减刑条件．相应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使我国的刑罚结构更加科学合理。     

成就目标理论与我国的课程改革

通过对成就目标的定义、分类,影响成就目标的因素,成就目标与学业求助,成就目标与动机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及对成就目标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旨在揭示它对我国现行课程改革的启示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刑罚制度与封建刑罚制度的对立

我国社会主义刑罚制度与一切剥削阶级刑罚制度有根本的不同。封建时代的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地主阶级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封建统治阶级惯用严刑峻法、实行暴政统     

刑罚改革的切入点

刑罚的改革,应当是以轻刑化为切入点,即通过改革,使我们国家的刑罚实现轻刑化,以趋向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 轻刑化的理由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个: 第一,轻刑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刑罚结构改革

<正> 一、刑罚结构的概念和功能 刑罚结构是指刑罚方法的组合形式,即刑罚方法的排列顺序和比例份额,这种组合形式反映刑罚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的稳定状态和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研究刑罚结构,不仅要研究刑罚的结构要素,而且要研究刑罚结构要素的关系状态。刑罚结构要素是刑罚存在的前提,不仅决定刑罚的存在,而且决定刑罚的结构以什么类型存在。刑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是刑罚结构内存的逻辑定型。一定种类的刑罚要素只有按照一定的逻辑定型进行排列组合,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刑罚结构,并衍生出特定的刑罚功能。刑罚结构是具体国情(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统治经验等)、刑罚目的、刑事政策的集中反映。刑罚结构决定刑罚机制内部环境,构成整体刑罚功能的基础。刑罚功能是刑罚结构的价值体现。刑罚结构决定刑罚的功能,刑罚功能又影响刑罚的结构。不仅不同的刑罚要素的组合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刑罚功能,就是相同的刑罚要素的不同的组合方式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刑罚功能。     

刑罚改革论纲

在世界刑法史上,刑罚改革是一条基本的线索,正是通过刑罚改革使刑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刑法史就是一部刑罚改革的历史:刑罚改革是世界刑法史的主旋律.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上,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之确立,为刑罚改革提供了动力与方向.为此,刑罚改革势在必行.本文根据我对刑罚制度的长期关注与研究,就我国刑罚改革的基本思路略抒己见,就教于同道.     

浅论我国企业法律职业制度的完善与重构

考察我国企业法律职业制度的现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为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二为公司律师制度,三为社会律师兼职企业法律顾问。实践中,实行三种形式或其中两种形式相结合的企业也不在少数。不言而喻,我国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逐步迈向科学、合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进程中,企业法律职业作为企业制度化结构诸要素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已日益成为企业防范和抵御法律风险的重要利器。从这个角度,我国现存的任何一种企业法律职业制度,无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适应性。考虑到现行企业法律职业制度与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难以割舍的纠结关系,短…     

中国法律史学术研究成果之分析

学术的发展必假以时间方能判断其趋势,但经常地对学科的研究状况及成果进行总结,并通过这种的总结,对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动向加以分析则是提高学科研究水平的阶梯,也是学科学术史形成的必要条件.     

浅论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

法官独立原则是构建现代法官制度的理论基础,因历史传统及政治体制等原因,目前我国法官制度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更新我国法官制度的设计理念,改革法官选任资格、选任方式和保障制度,重构我国现代法官制度的设想。     

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展望

今年6月30日，全国17个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58个铁路运输基层法院、17个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和59个基层铁路运输检察院全部与铁路运输系统脱鈎，移交给地方属地管理，铁路司法系统整体地纳入了国家司法管理体系。造标志着我国铁路司法体制改革基本完成，是近五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就。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the Right to Punish

What can international courts say when criminals ask, by what right do you try me? Some authors attempt to draw a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ity's responsibility to call offenders to account and the harm humanity has suffer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offender's crimes. Others have argued that there need not be a spec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ose calling to account and the offenders, as the right to punish offenders is a general right each and every person has. Both lines of argument are ultimately unconvincing. Instead, I argue for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second position which proposes a democratically based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for punishment held by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stitutions.     

Punish Once or Punish Twice: A Theory of the Use of Criminal Sanctions in Addition to Regulatory Penalties

Though clearly distinct in nature and procedure, both regulatoryagencies and courts frequently rely on similar instruments tosanction the same or very similar kinds of illegal behavior.In this article, we develop a theory of the use of criminalsanctions in addition to regulatory penalties. We show that,even though it is generally more effective to have a penaltyimposed by a regulatory agency rather than by the courts, undersome conditions it is optimal to have both. The article providesthree arguments: agency costs when delegating law enforcement,legal error, and collusion between a regulatory agency and anoffender. The objective of the article, though, is not limited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ditions that canmake the use of both sanctioning schemes optimal. Our analysisis also relevant to the application of a specific legal doctrine,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改革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改革目标必然是服务型政府。成熟市场经济所体现出的政府理念、政府管理体制、政府管 理方式和方法都将必然逐步地在中国得到落实。要在社会本位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配置政府职能,使其从根本上转到为社会服务上 来。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的“底限正义”——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理路的质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但是关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我们始终缺乏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引。“底限正义”理论是一种指导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它一方面认可人类社会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从而为以法律移植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承认正义的相对性和多元性,承认法律制度移植的可选择性,从而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微观操作步骤。同时,“底限正义”理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作者选取其中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刑事再审程序)作为研究对象,从其存在和改革的必要性、重构的理念以及改革的具体设想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刑事再审程序的存在是符合诉讼规律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效率存在明显的缺陷,需要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文章指出,现代化的刑事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正、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结合起来。作者还就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     

新时期中国乡镇改革的历程与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改革进行了25年。它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至1985年的“社改乡”和“乡政村治”体制建立;1986年至1989年的“撤并乡镇”和推行“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的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的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管理体制创新。乡镇改革动力来源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实行“村民自治”的巨大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全国开展农村“费改税”的强有力推动。下一步乡镇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及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整个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并按“撤市、强县、精乡、补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