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危险驾驶罪考察与批判

立法活动不能仅着眼于迎合眼前的民意要求，而要从长远角度理性地看待民意，并参考社会治理的经验和犯罪成长的规律。从短期看，危险驾驶入罪化符合打击酒驾泛滥的现实需要，符合风险社会的犯罪预防理念。但从长远看，我国危险驾驶罪“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设置并不科学，势必会衍生一系列问题。建议在当前立法框架下对危险驾驶罪加强司法控制。     

危险驾驶罪之我见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危险驾驶罪,笔者将结合刑法条文及办案实践就危险驾驶罪的罪状结构及办案中碰到的问题提出自己浅显的意见,供大家商榷。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省思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生效,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迈出了重要一步.一般认为,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交通状况而增设的新罪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由于危险驾驶罪的设置与刑法规范体系之间缺乏协调性,导致了在罪状和法定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也致使司法人员对危险驾驶犯罪的适用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对《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的危险驾驶罪司法实践进行反思,会发现现存的诸多问题仍然需要从立法的角度予以展开和诠释.在调整立法之前,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对危险驾驶罪的罪状加以精确确定,自然就需要将其与行政法和刑法中其他犯罪进行协调.     

浅析危险驾驶罪与其它罪的界限

在实际生活中,危险驾驶罪是比较常见多发的犯罪,而且涉及的人数众多。在没有司法解释的情况下,认定本罪还要进一步的细化,处理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危险驾驶罪是把原来行政处罚的两种行为上升为犯罪,这极容易把行政处罚的行为和犯罪行为相混淆。鉴于刑法的严厉性,同时考虑到危险驾驶罪的入罪门槛比较低,此外,本罪预防的对象是极为广大的机动车驾驶者,是一种极易触犯的罪名,不然就不会有人反对增设该罪名了,因此,除了在法条上应作出严格限制外,在实践中还要注意罪与非罪的区别以及与其他罪的区别。     

危险驾驶罪探析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作为《刑法》第133条之一新增加的一个罪名,危险驾驶罪在立法,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在定罪方面危险驾驶罪用词不精确,也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二是在量刑方面对危险驾驶罪的规定过轻,我国对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只有拘役和罚金,主刑过于单一,量刑幅度小,缺乏伸缩性,致使打击危险驾驶行为的效果大打折扣,为此,文章从扩大危险驾驶罪的调整范围,适当增加其处罚力度,强化执行,明确"情节恶劣"的范围来完善我国的危险驾驶罪,以便最大限度的有效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论醉态驾驶行为与危险驾驶罪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一百三十三条,对醉态驾驶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司法实践中,对危险驾驶罪定罪和量刑的标准不一。学界对醉酒驾驶行为是否一律入罪也存在争议。本文想通过对法律条文的分析找出该行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和标准以及该条法规的盲点和欠缺。对比外国的法律,进行优化整合以期能更好的适应我国交通驾驶的刑事法规。     

社会风险控制视域下的危险驾驶罪研究

国家的立法活动,要以长远的眼光理性看待民意,是关乎于民生福祉的重大民生问题。法律由社会的发展形势决定,作为一种强制规范运行于社会中。当前,我国伴随社会经济的突飞猛进不断发展,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越来越多地要面对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食品安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各种交通事故问题,诸多风险问题构成了风险社会。然而立法活动的执行不能仅仅为迎合当下的民意要求。短期来看,危险驾驶罪的制定,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酒驾泛滥,对于风险社会下的犯罪预防起到一定作用。但以长远的眼光看来,我国危险驾驶罪的刑罚制度科学性不够完善,可能会因此产生一系列问题。保障公民人身安全是立法的根本,必须从根本上杜绝一切危险因素。     

我国设立危险驾驶罪探究

众所周知，危险驾驶的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因现行的法律对危险驾驶的规定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对危险驾驶的内涵和相关制度构建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并在我国已经设置危险驾驶罪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的设想，希望对我国设立的危险驾驶罪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以有利于刑法保护机能的实现、有利于体现司法公正，并能够唤醒人们保护生命、重视法律的意识。     

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

近年来，随着酒驾、飙车等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的数量增加和严重程度的提升，在立法上设立危险驾驶罪，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有呼声、人大代表有建议、政协委员有提案，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社会性事件。为从根本上规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等行为，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竞逐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本文从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等四个部分对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进行深入地分析。     

我国危险驾驶罪立法的比较与借鉴

危险驾驶行为对我国交通安全造成重大危害,需要刑事立法进一步规制。发达国家对此有成熟的危险驾驶犯罪体系规定,与之比较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需要进一步完善危险驾驶罪的规定。     

对危险驾驶罪罪名的一点质疑———兼论罪名确定的原则

刑法修正案（八）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后，最高司法机关将两种行为的罪名规定为危险驾驶罪。罪名和罪状之间出现“头大身子小”的名不副实现象。罪名和罪状之间应当具有内涵和外延上的匹配性，否则将难以实现罪名的检索功能和预防功能。基于此，在罪名确定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两大原则：准确性和简洁性。     

危险驾驶罪施行有“危险”

本文以调研上海市危险驾驶罪司法裁判情况为基础，以截至十月全市法院审结危险驾驶罪219件案件为素材，分析司法现状，总结、归纳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具体特点，重点剖析目前执法、司法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以期能够降低危险驾驶罪施行中的不足，促使危险驾驶罪正常发展。     

危险驾驶罪立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主要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而在刑法上做出的调整,以加强对公共交通安全的保护。本罪在行为上包括竞驰型和醉酒型两种危险驾驶行为,主观上为故意,在性质上属于危险犯。对本罪的认定要注意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此外,本罪的立法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如行为方式范围较窄,入罪门槛过低,资格刑缺失等,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进一步完善。     

严格责任下的醉驾型危险驾驶罪

醉驾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并不贴合犯罪故意中"必然会"或"可能会"的紧密程度,醉驾人对危害结果也并不持有"追求或放任"的意志因素,因此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不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犯罪。同时,现行规定不要求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需要危害结果已经发生,因此也不属于传统理论上的过失犯罪。实际上,我国《刑法》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作如此规定,是为了凸显刑法对醉驾行为最为严厉的惩罚性,是一种突破我国传统刑法罪过理论的立法模式,与英美刑法的严格责任有相通之处。     

危险驾驶罪犯罪构成及相关问题研究——以风险社会管理为视角

德国社会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指出,风险社会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中心议题。为了实现对风险社会的管理,我国在立法上,特别是刑事立法上不断与时俱进,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危险驾驶罪作为抽象危险犯,是刑罚处罚的早期化,它是风险社会中风险控制的体现,能实现刑法的提前保护,又能充分保障人权,防止刑罚权滥用。     

危险犯的形态及其法条适用

危险犯是既遂犯的通说观点存在诸多缺陷,因而不可取。由于在主观方面可以将行为人的故意分为危险故意和实害故意,在客观方面可以将危害结果分为危险结果与实害结果,因此,简单地认为危险犯是相应侵害犯的未遂形态或者说危险犯包括侵害犯的预备、未遂和中止三种形态的看法也不尽合理。对于危险犯的形态问题及其法条适用应当通过具体分析后再确定。     

错位与归位:滥用职权罪立法的检讨与重构

对于修订后的刑法所新设的滥用职权罪,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其是故意犯罪,但相关的论证实难令人信服。合理的思路或许是区分不同的层面进行解读:从实然的角度分析,现行刑法中确立的滥用职权罪是过失犯罪;但从应然的角度反思,滥用职权罪的正确定位应是故意犯罪。为此,应当通过立法修正的形式对其进行理性重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

从道路交通秩序领域到市场经济秩序领域、公民个人权利领域、社会管理秩序领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触角已经越伸越长。从交通肇事到生产经营非食品原料、"碰瓷"、偷窨井盖,危险方法行为犯罪行为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显示出口袋罪的特征。产生这一结果固然有罪名本身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刑事政策的不合理解读,二是对于社会效果内容的片面阐释,三是无视罪名的确定性内容。其实质是忽视了政策与规范之间的关系,过分关注结果的危害性而淡化了行为规范内容和主观心态。只有在司法中切实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才不致使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口袋罪。     

排除危险状态行为之认定

在危险犯中,行为人制造了危险状态后又主动排除危险状态,从而防止实害结果发生的,刑法理论与实务通常认为不值得动用刑罚处罚.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危险犯的既遂标志应当是实害结果的出现,或者认为只要在实害结果出现之前中止犯罪行为的,就应当认为成立中止犯.基于此,承认危险状态是危险犯既遂标志的学者陷入了一种困境:不能认定为是犯罪中止,如何对行为人免除处罚.制造危险状态后又排除危险状态的,并非一定得免除处罚;即使对之免除处罚,也并非以成立犯罪中止为前提,我国及国外的相关立法例都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