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应对

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的形成原因大致包括：政治信任消解积聚的社会风险、政府执政偏向积聚的社会风险、司法不公积聚的 社会风险、贫富差距积聚的社会风险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明积聚的社会风险。与此对应的刑事政策包括：实现刑事政策的重点转移，加强犯罪预防；管住权力，严防腐败；严格执法，及时、全面、公正惩治经济犯罪；防微杜渐，彻底铲除黑社会犯罪势力；重建信心、重塑信念、重拾信仰，引导社会成员精神向上。     

国家应对犯罪策略转变的历史选择——解读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

在我国,以新刑法为标志的现代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导入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这是中国国情使然。就国家应对犯罪的策略或刑事法律具有的社会治理效能而言,适合中国国情的就是符合刑事法制一般作用规律和基本价值倾向的。刑事和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具体保障制度之一。刑事和解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就是刑事政策调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产生的过程。从规范刑事法学、社会刑事法学与价值刑事法学理应存在融通、协调之处的视角,刑事和解契约观与刑事和解修复观可以水乳交融。我国司法机关积极探索的刑事和解制度,实为解读国家应对犯罪策略转变的一般规律和普遍问题的绝好样本。     

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

“风险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民主的体制下应对新的社会风险,而不是通过扩张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对的国家权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社会风险”理论者看来,无限制扩充国家权力来抵御社会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刑法应对风险绝对不是通过确立风险刑法的模式来强调刑法的恐吓性。我国当前刑法理论所说的“风险社会”实际上不是“风险社会”论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而是通喻社会风险,有时还包括“人为风险”。“风险社会”理论不能直接为风险刑法奠基。抽象危险犯本身作为一种立法拟制的结果,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适当的支撑;行为无价值理论更是以客观主义为基础,与风险刑法的理论基础并不契合,无法在客观归责理论中获取共识。风险刑法的实质是刑法威吓作用在新时期的重新泛滥,是对合法性原则的突破。信守刑事政策和法治的底线、厘清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的关系才是根本出路。     

以刑制罪: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相互贯通的路径选择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不仅是宏观的关系构造,还有微观的勾连论证,尤其是后者,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我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方向,为了推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从相互隔离到相互融通,就需要在刑法理论上为政策要素进入刑事教义学构建合适路径。在消弭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李斯特鸿沟的过程中,以刑制罪司法逻辑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风险社会视域下我国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及立法指导

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了风险社会的时代,面对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巨大压力,我国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在追求自由价值的同时,应当给予安全价值以更多的考虑,协调好自由与安全的冲突,处理好保障公民自由与防范社会风险的关系,从而正确引导刑事立法,合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中的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兼谈刑事非诉讼业务的拓展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下,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说是险象环生,也正因如此,对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中的刑事法律风险防控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对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进行防控,拓展刑事律师的刑事非诉讼业务,都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刑事律师开展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业务的必要性谈起,论述了此项业务的内涵、特色,就刑事非诉讼业务的拓展以及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业务的操作流程进行探讨,期望能引起行业刑事律师共鸣,共同推进此项业务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之审视与重构——以风险社会为背景的考察

在当今风险社会背景下,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的价值目标应定位于在维护人权的基础上控制经济风险,维护经济安全。中国目前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存在单极化的一系列风险,应重构为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经济安全的犯罪,保障市场经济自由的复合型刑事立法政策。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辨析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热衷于德国贝克教授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应地提出了风险类型的犯罪,并主张以严厉刑法应对。但这场研讨未能恰当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社会危害性”意义上的“风险”,未能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德国当代若干刑法学说中的“风险”,从而也未能分清刑法中哪些是“风险社会”的“风险”犯罪。这既不利于刑事政策的恰当选择,也不利于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旨在通过辨析,澄清相关误区。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辨析 刑法学研究中“风险”误区之澄清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热衷于德国贝克教授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应地提出了风险类型的犯罪,并主张以严厉刑法应对。但这场研讨未能恰当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社会危害性"意义上的"风险",未能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德国当代若干刑法学说中的"风险",从而也未能分清刑法中哪些是"风险社会"的"风险"犯罪。这既不利于刑事政策的恰当选择,也不利于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旨在通过辨析,澄清相关误区。     

P2P网络借贷刑事法律风险的应对策略

在刑法语境下,网络借贷领域隐藏着诸如欺诈、中立帮助行为以及"伪平台"等刑事风险。面对诸多客观存在的刑事风险,既要考虑社会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必要接纳,又要防范风险事态进一步蔓延。因此,仅凭刑法一家之力,远不足以消减P2P网贷领域犯罪的多发态势。刑法在顾及网络借贷发展之必需的基础上,应尽量保持谦抑性,充分发挥行政规制充当"排头兵"的作用。同时,形成借贷过程的监督一体化,完善信用风险评价体系,强化公民网络借贷风险识别能力。     

我国个人信息匿名化的法律标准与规则重塑

大数据时代,匿名化规范既是个人信息保护中风险预防的手段,也是我国数据经济发展中数字流通的法律基础,但匿名化的法律标准在我国法律中还有待明确。欧盟已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提出明确的匿名化标准,但该条例基于流程设置的标准适用于欧盟境内尚可,适用于我国或显得过于严苛,有碍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信息匿名化法律标准与规则的重塑应当考虑环境、再识别风险,建议进行功能性匿名化。将比例原则应用到我国匿名化法律标准和规则的重塑之中,并将其引入到评估匿名信息接收者的风险等级,有助于降低个人信息被再识别的风险亦有利于匿名化的法律标准制定和规则构建。     

再论法律职业化与法律职业共同体

随着法律职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现阶段基本形成了法律职业阶层,但并未出现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即便如此,鉴于法治信仰并未真正被培育,现有法律职业阶层仍然存在被异化为“物化”法律职业利益集团的风险。因此,法治信仰的培育既是法律职业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元素。     

犯罪故意“要素分析”模式的澄清与适用  ——兼论陪审员对行为规范属性的平行评价

适用要素分析模式，解决风险社会刑事立法的行为本位思想与我国传统故意理论的结果本位导向之间的矛盾，不仅具备相较于其他故意理论构型的比较优势，更加契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话语背景。但目前国内学界围绕要素分析模式的研究存在诸多误读，亟待澄清。应当借鉴要素分析模式的实质内核，将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的两类故意分别指代为一般故意和特别故意。应当将一般故意解构为对行为的认识与对抽象结果的意志。应当将特别故意解构为对实质要素的正向犯意认定和对于随附情状的负向犯意认定。应当坚持由人民陪审员对实质要素中的规范要素进行评价，坚持对于随附情状进行认识可能性的事后客观判断。     

死刑与生命权的合致与背离

关于死刑,药家鑫案余音来尽,吴英案再起波澜.死刑体现了对受害人生命的尊重,拯救了潜在的受害人生命,与生命权形成了合致,但同时,死刑又背离了生命权的崇高价值,因为其漠视了加害人的生命,滥用了国家权力,罔顾程序中的不公正因素.转嫁了社会责任,纵容了人们的原始报复心理.保留死刑并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是当今中国死刑制度的不二选择.     

中国法治备忘录——2007年中国法治亮点巡礼

2007年,是中国法治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中国与和谐社会交相辉映的一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明确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南北矛盾视角”应当“摒弃”吗?——聚焦“中-加2012BIT”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但提高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排名次序,而且加快了其对外投资的脚步,然而,随之而来的各种言论却将中国以及数十个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向了不利的地位,诸如"中国已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南北矛盾视角在构建国际经济规则和缔结BITs的谈判中已经过时,应当摒弃",等等。但这些说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其背后隐藏的含义却着实有待推敲和商榷。本文拟从南北矛盾与BITs的本源出发,以新近缔结的"中-加2012 BIT"中的两大核心条款为例,试图证明在构建国际经济规则过程中和缔结BITs的谈判中,不能够、也不应当摒弃"南北矛盾视角"。     

试论我国反垄断法执行机构建立的可行性

反垄断法执行机构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并未得到重视并发挥作用 ,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 ,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建立成为可能。而在反垄断机构的建立中 ,不能仅仅强调反垄断机构的独立性 ,因为在一个广泛联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纯粹的“独立” ,还必须注重对反垄断机构权力的制衡。特别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 ,片面追求反垄断机构的独立性与层次性 ,不仅不现实 ,而且只会增大反垄断机构建立的难度 ,同时还对反垄断机构正常发挥干预市场、维护竞争的作用不利     

行政垄断与反垄断立法研究

新世纪的我国反垄断法 ,既要反对经济垄断 ,也要反对行政垄断 ;既要反对国内垄断 ,也要反对国际垄断。由于行政垄断仍然是阻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所以我国反垄断法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为有效制止行政垄断 ,构建一整套便于操作落实的新制度和新机制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之转型

以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涉主体为基点，通过考察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专家和普通公众四类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中所承载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可以抽象出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两种模式。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属于自上而下模式，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与实施强化了该模式。面对当前我国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在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信息沟通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全面挑战。相互合作的规制模式有当代政治法律理论和国外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经验的支持，有助于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需要的理性与感情、科学与民主之间寻求尽可能的平衡，符合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现实需要。在规范层面上，该模式的制度框架由核心制度、支持性制度和技术制度构成。     

Confucian bioethics and cross-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health care decision-maki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Beauchamp and Childress's principlism and Confucian bioethics in terms of autonomy, beneficence, nonmaleficence, and justice. The author presents sensitive approaches for culturally diverse groups in health care areas and cautions against dichotomy in cross-cultural studies, which ignores the dynamic nature and intravariations of cultures. As a way of health care providers to become engaged in cultural diversity in nurs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y do not only have a general knowledge about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among groups through "normative analysis" but also learn to appreciate each individual's particular beliefs and values through narratives of morality. Health care providers as well as legal professionals need to cultivate "cultural humility," which is the willingness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own and each client's priorities and values and to develop courses of action with pati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