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文化建设”的精神要义

“法治文化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把它放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来布局和推进。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法治文化自信;坚持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在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推动法治文化建设取得新实效,坚持在开放包容中促进法治文化创新发展。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文化阻滞力

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影响着这个寻求现代化的国家。以理性化、契约化为核心文化精神的现代法治,要在有着千百年宗法伦理文化积淀的中国社会扎下根来,需要克服来自传统之中内在的文化阻滞力,这种阻滞力通过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结构表现出来,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非日常的社会领域,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中国在寻求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在法治发展的现阶段,要真正打破困境,必须从根本上逐渐限制和消除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具有结构性特征的文化阻滞力,变不利为优势和特色,从而为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创造条件。     

构建法治文化的探析

我国传统上缺乏法治文化,儒家忠孝等级伦理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法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制度支撑和文化底蕴.法治文化构建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文化构建面临诸多障碍,如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等.因此构建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第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准则是基础；第三,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归宿.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

"知今须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与时俱进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带着这一疑问,本文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即礼治、德治、人治、以刑为中心等方面进行分析,尝试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法治建设的丰富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意义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如果我们否定了全部的传统文化,就等于一座大厦没有了根基。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决不能轻易的抛弃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应该把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仁”、“信”等思想文化,放在一个战略的高度,同时更需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其中的优秀成份。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意义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如果我们否定了全部的传统文化,就等于一座大厦没有了根基。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决不能轻易的抛弃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应该把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仁"、"信"等思想文化,放在一个战略的高度,同时更需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其中的优秀成份。     

论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的法治理路--兼评马长山教授新著《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法治的生成自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根基 ,“乡土中国”构成了中国法治建构的当然前提。市民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文化疆界的普世性的一面 ,但它对于中国法治进程具体场景的解释力又是有限度的。可能的中国法治理路将彰显于历史进程的非线性思路之中。     

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

当代中国虽然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它仍存在着一个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传统的法律文化仍在延缓或阻碍法治国家的进程。努力构建法治社会,尤其需要我们树立起对于法律的崇高信仰。     

基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如何对待公权力和私权利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会发现几千年的演变和沉淀中中国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法律文化,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公权过大、私权利弱小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法律制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也是我们实现民主法治,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     

律师文化与传统法制理念冲突刍议

本文从春秋时期子产与邓析两者之间的斗争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法制理念出发,阐述在现代法治文明建设中构建的律师文化与中国传统法治理念的冲突是造成现今社会对律师负面看法的一个重要人文因素。本文认为律师文化中正义是其追求的内在价值,但律师角色定位决定了其与法官角色定位的不同,律师不是正义的代表。律师是实现正义的制度安排,是扶正正义天平的一角。     

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私权保护:价值、成效及制度调适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和转化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由此迎来自我更新的契机.我国对于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保护目前以公法为主,私法保护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效,但其法律制度尚不完善.而数字环境下文化遗产及其元素的利用较强地依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主导与政府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主导问题,也必然伴随着责任问题,没有责任的约束,政府主导可能由于权力缺乏约束而异化甚至被滥用,从责任的维度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厘定政府责任,是必要而且紧迫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法学界定

近几年,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最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已进入到立法程序,法律草案几易其稿,然而学界仍争议纷呈,其焦点集中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范围的界定。文章从法理学分析的视角出发,采用对比分析和归纳综述的方式,论证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学界定的缘由及意义,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由来和变迁,在确定其概念的基础上,对保护主体、客体加以界定,以厘清立法时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     

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融合了法、道、释各派学说,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追求“无讼”理想。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西方民主政治,核心在于防范政府权力滥用、确保人民权力得以行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的是政府推进型道路,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立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发扬和保留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社会主义法治有重要意义。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构建与发展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自我认同和身份的象征,是该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的角度厘清它的内涵与外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从法律角度解释文化遗产的概念,梳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历程,阐述该法律部门体系化的构建,并以“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为指导,在立法上完成向非物质、整体、动态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     

论和谐文化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和谐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它具有导向、激励、调控三大社会功能。和谐文化能够为和谐社区的构建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为和谐社区的管理提供精神支柱和思想纽带,为和谐社区的健康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思想保证。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社区和谐文化,一是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是要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分;三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文化的共建共享。     

关于中西法律观念上几个问题的比较

法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一种是法律意识或法律现念。现实生活中,约束和调整人们行为的是前者,但在幕后起作用的却是后者。中西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实际上是法律观念、法律文化上的差异。从对法之本义的理解、权利观念、对法与情的处理、司法独立意识、对法律职业和法律人的认识等几个方面,比较了中国和欧洲双方不同的价值理念,并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做了一些思考。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关系的客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模式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将有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制定。     

文化遗产法的立场:民族主义抑或国际主义

在文化遗产法领域,存在着两种对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方式。一种立足于民族主义,强调对文化遗产原主国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另一种则站在国际主义立场,强调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本文认为,两者的基本目标都是保护文化遗产,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立场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国家保护不力或蓄意破坏文化遗产时才应站在国际主义立场加以干预和保护。同时,应警惕和反对极端国际主义。     

我国自然遗产保护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遗产保护的国内立法呈现出许多问题,集中地表现在自然遗产界定标准的扩大化、管理体制的选择、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冲突、立法模式困境,以及法律责任的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遗产保护法（征求意见稿）》的审议正在进行中,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克服现有国内立法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