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法治文化:意义阐释、运行机理与发展路径

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法治的统一性,都不可能消灭法治文化的区域特质.在一个统一的甚至是大一统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和多民族国家,完全可以形成不同的区域法治文化.区域法治文化与国家法治文化之间、不同区域的法治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关联的.区域法治文化的发展前提是不同法治文化的共存,发展动力是法治文化之间存在的冲突和张力,发展方法是不同法治文化的整合.不同法治文化整合的结果,必然是既富有区域本土特色,又彰显现代法治精神,在国家法治统一与区域法治个性中不断磨合,不断推进区域法治文化的形成、丰富与发展.     

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

中国传统社会未将自由与权利概念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无自由与权利。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整体上应当被改造、被置换,但并不意味着古人积累的技术智慧与程序艺术不可被承继,更不意味着支撑法文化传统的基于人性又反映中国文化特质的原则可以被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     

长三角区域法治文化的基本特质与协同理路

法治与文化在长三角这个特定场域中交融而成具有区域特点的法治文化。在外力冲击与内生因素影响下,长三角区域内同质性法治文化与异质性法治文化并存,私法文化动力较足;现代型法治文化与传统型法治文化同在,社会治理注重城乡平等;建构性法治文化与进化性法治文化共生,法治生长以自然变迁为主。受行政区划、利益保护的影响,长三角的制度文化滞后于法治观念,平等与自由竞争受制于区间行政权力,法治建设进程中基层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不足,法治文化内部尚存差异需要协同以形成合力。因此,在社会变革时代,长三角区域法治需要坚持以理性法治文化生长为主要目标,强化政府、非政府组织、私权主体的多元参与,以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过程法治化,促进区域内法治文化的协同发展。     

简论中华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观念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由群星灿烂的众多法家人物所共同撰就的,它反映了处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法家理念和他们所设计的与先秦儒家奉行的"礼治"完全不同的治国方略,是体现法家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学派被称为"显学"的突出标志.即使在秦王以后,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依旧长远地影响后世.     

文化 宗教 法治——关于人本主义文化传统与中国法治的思考

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积淀 ,它渗透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法治作为社会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 ,与一定的文化传统不可分割。中国的人本主义文化传统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宗教感 ,而且削弱了中国的法治 ,强化了人治。“民本”不等于“民主”。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 ,要真正实现民主和法治 ,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文化宗教法治－关于人本主义文化传统与中国法治的思考

化传统是民族化的积淀，它于渗透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法治作为社会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与一定的化传统不可分割。中国的人本主义化传统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宗教感，而且削弱了中国的法治，强化了人治。“民本”不等于“民主”。背负着沉重的化包袱，要真正实现民主和法治，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韩非法治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本文在考察传统和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法家韩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期对现代法治发展有所借鉴。     

我国法治实现的传统法文化阻力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阻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儒家学说的内核与法治的精神相冲突,中国传统法文化体系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限权思想,中困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与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同,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的关键。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意义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如果我们否定了全部的传统文化,就等于一座大厦没有了根基。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决不能轻易的抛弃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应该把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仁”、“信”等思想文化,放在一个战略的高度,同时更需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其中的优秀成份。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意义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如果我们否定了全部的传统文化,就等于一座大厦没有了根基。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决不能轻易的抛弃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应该把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仁"、"信"等思想文化,放在一个战略的高度,同时更需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其中的优秀成份。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治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法治发展不仅有各种机遇 ,更面临严峻挑战。本文从国家的法律主权、立法、行政、宪法、部门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深入地分析了全球化对中国法治发展的多重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法学界定

近几年,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最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已进入到立法程序,法律草案几易其稿,然而学界仍争议纷呈,其焦点集中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范围的界定。文章从法理学分析的视角出发,采用对比分析和归纳综述的方式,论证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学界定的缘由及意义,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由来和变迁,在确定其概念的基础上,对保护主体、客体加以界定,以厘清立法时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本位性和公共物品的属性，关系公共利益，公权保护是最适合的保护方式。我国应该尽快立法，明确由政府承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责任，以公权为基础，主要运用公法手段，在政府的主导下采取各种措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平台、创造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是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问题，政府应当引导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和产业化，保证公共利益不被损害。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构建与发展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自我认同和身份的象征,是该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的角度厘清它的内涵与外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从法律角度解释文化遗产的概念,梳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历程,阐述该法律部门体系化的构建,并以“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为指导,在立法上完成向非物质、整体、动态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主导与政府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主导问题,也必然伴随着责任问题,没有责任的约束,政府主导可能由于权力缺乏约束而异化甚至被滥用,从责任的维度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厘定政府责任,是必要而且紧迫的。     

和谐社会建设:法制及司法理念

和谐社会是一种稳定的社会,但在稳定中不是说没有变化,它是指变化发展中的稳定.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平衡状态,因而要达到和谐得使用综合的方法.但各种方法并不是均衡地起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法制方法.这里的法制方法是指与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良好的法律规范、法律价值理念和克制宽容的司法意识形态的和谐运用.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弘扬法制的妥协与克制精神,而要抑制法治的强制管理与能动的特性.我们要认真地对待规则,不要在解释中对明确的规则添加额外的含义,要充分发挥规则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调整功能.     

论量刑合法

量刑合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在量刑上的要求和表现,意即量刑符合刑法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只符合刑法分则的规定,而应是综合地符合刑法总则与分则的所有相关规定。就法定刑而言,量刑合法并不只是静态地符合法定刑的规定,而是还动态地符合法定刑的司法变型即处断刑、宣告刑、执行刑或免刑的要求。量刑合法与量刑合理并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独立之物,而是同时实现和互为表里的有机统一体,其中,量刑合法以量刑合理为实质内容,并表现为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有机统一。     

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论纲

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是宪法性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该原则经历了从形式到实质的历史演变过程 ,其宪法根基在两大法系分别为正当程序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该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问题重重 ,需要明晰其适用范围及其例外 ,并分析与其相关的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的关系。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推动地域文化旅游品牌建设

文化旅游品牌建设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组织领导,其在规划制定、战略实施、方向引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各种因素优化发展模式,是展现地域文化,实现地域旅游业长足发展的重要途径.     

证据合法性证明与程序性证据法理论

证据合法性证明规范的确立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司法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却因此陷入了证据合法性证明的困境。在局部完善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我国应彻底革新证据合法性证明制度。首先,在证明责任方面,确立由检察机关的主要证明责任、公安机关的连带证明责任与有关知情人员的协助证明责任等构成的共同责任模式;其次,在证明方式方面,分别确立记录类证据与当庭说明类证据的证明规则;最后,在证明标准方面,确立"程序规范标准"作为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我们应以证据合法性证明制度的革新为契机,在已有程序性裁判的证据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程序性证据法理论的创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