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生物防御战略评析

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美国对全球气候资金的贡献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外气候援助的案例研究

近30年来,美国对外气候援助取得重要进展,经历了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总体而言,美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规模持续增长,但在美国气候事业资金投入中的占比很小;美国提供的气候资金位居全球前列,但占全球气候资金总量的比重持续下降;对外气候援助的渠道越来越畅通,援助效果越来越有保证。美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进程受到国际制度和国内政策的共同影响。一方面,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的指导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明确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外气候援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美国气候政策的发展轨迹。未来,尽管特朗普总统打算削减美国的气候预算,但其行为将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     

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

加拿大长期以来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积极领导全球环境治理的典范,一度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却俨然蜕变为气候谈判中的"拖后腿者"。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多个层面的分析发现,除了美国因素以外,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政治体制是导致其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油砂大规模开发和原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导致加拿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比较劣势;而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正好与加拿大松散的联邦制等制度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加拿大气候政策的转向。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利益的变化和政治决策制度特征共同成为决定国家气候或环境战略的主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案例也反驳了发达民主国家因其制度因素必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积极支持者的命题。     

发展型金融——以韩日农村金融发展为核心的分析

二战后，日本、韩国相继实现经济起飞，与此同时韩日也实现了农业的高速发展。在韩日农业发展中，其农村金融体系功不可没。韩日两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属于发展型金融，将政府、社会与市场相结合，在推动农村再组织化的同时充分运用金融资源，并且借助包括成立相关金融机构、提供借贷、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等金融手段，促进了其农村金融与农业的发展。韩日两国的农村金融体现了发展型国家的理念，是发展型金融的成功范例。     

特朗普政府技术民族主义论析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再次兴起。特朗普政府将在研究、技术、发明和创新方面领先确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将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技术、第五代无线通信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作为重点推进的领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发展新兴技术的战略和政策。特朗普政府还提出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概念,整合美国公私部门,倾全社会的力量,确保美国的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技术民族主义是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体现,美国同样将中国视为新兴技术领域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立法限制和政策围堵。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已经呈现"极端化"的趋势。     

浅论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2008年以来,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国际市场投放了大量的流动性。相对欧美国家而言,东南亚新兴国家有着较为稳定的金融环境、较快的经济增长、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较大的利差,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前来"避难"。如今,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正式结束,东南亚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在对东南亚国家在美国第一、二轮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后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给东南亚国家带来的影响,并简要介绍东南亚国家的应对措施。     

论欧盟的气候治理责任

本文以角色理论为视角,对欧盟的气候政策进行了分析。一方面,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执行意愿有所减弱;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增加,导致历史累积排放量排名的变化。上述两种趋势要求欧盟在气候政策方面扮演中心角色。虽然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欧盟目前需要推动减缓气候变化的便利化、南方国家的适应性努力以及聚焦新兴经济体的"碳中和"发展。     

非中性制度与美国的经济"起飞"

本文从商人集团与国家相互博弈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美国经济"起飞"的原因做出尝试性的解释。文章认为,美国立国后,通过国会立法、政府推行的以关税保护和国家银行为核心的贸易、金融政策,国家对工商业集团给予制度上的特别支持。在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支持下,美国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工商业体系,这一过程与美国国家实力和政府权力的迅速扩张同步。国家与商人之间的长期合作,推动了具备增长潜力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及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确立,这是确保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产品市场的依赖度及中国的对策

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且与美国进行了比较,从中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产品市场依赖度及发展前景。文章认为,东南亚国家及蒙古国对中国具有较高的市场依赖度,其他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相对较低,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最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市场还会保持相对较高的市场依赖度,而对中国最终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市场依赖度不高,但未来对中国最终消费品市场的依赖度会进一步增强。中国应高度重视进口贸易的政策管理与结构优化,充分发挥对外市场提供者的积极作用,以促进经济全球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     

美国促进农业出口政策机制研究

本文以美国农业出口促进政策机制为研究对象,分析美国如何通过政策和制度培育了农业出口竞争力,并使美国农业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仍然保持持续增长。促进农业出口是美国"国家出口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农业出口促进政策既包括以保护农业为目标的直接补贴政策,也包括以推动贸易扩大出口为导向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策略。美国政府为促进农业出口实施的具体项目计划从根本上满足了农业出口商的需要,而农业贸易融资和风险保障等则为农业出口提供了有效市场化运作的保障机制。美国农业出口增长仍将延续,新兴经济体为美国农业出口提供了巨大潜在市场。稳定农业、创造就业和确保粮食安全也是美国经济复苏计划的重要内容。     

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革新及市场化所形成的生态产业对于一国未来发展潜力及经济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生态产业的力量越强,则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越积极与超前。本文通过对欧盟15个成员国生态产业和气候政策立场的分析考察证实,生态产业实力较强的德国、奥地利、荷兰一直是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而生态产业实力相对较弱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是欧盟气候政策的"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的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卢森堡总体上政策立场趋于积极,法国、芬兰、瑞典情况复杂。因此,本文认为,生态产业实力的大小是决定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及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立场的重要因素。     

“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缺陷——以东南亚为例

近年来,在中国同东南亚关系的问题上,美国政界和学界有不少人士颇为热衷于"中国软实力威胁论"。本文从近十几年美国和中国的东南亚政策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反应等方面入手,对这一新版威胁论的分析框架提出质疑:美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相对下降主要是由美国自身政策以及东南亚各国在外交上的战略选择引起的;"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缺陷在于夸大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回避美国自身政策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还忽视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     

欧洲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再探究——以荷兰、法国和德国为例

本文聚焦当代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模式,首先概述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的理论,然后梳理和比较荷兰、德国、法国三国近几十年来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改革的政策实践,进而分析"灵活保障"模式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及其差异原因。本文研究发现,欧洲"灵活保障"模式在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应用并不总能取得同等效用,相同政策模式在不同社会协商类型和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呈现截然不同的改革效果。欧洲一体化在社会层面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特朗普政府对缅甸罗兴亚危机的政策

自2017年8月缅甸新一轮罗兴亚危机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声明、情况说明、特别简报会等方式阐述美国的政策取向和立场,展开美缅双边及国际多边危机应对外交,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对缅甸军方的追责制裁。特朗普政府积极利用罗兴亚危机推行美国的"印太战略"。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体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特征。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下的外交政策产物,同时服务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防范和遏制中国提升在缅甸的影响力。     

维护美国信誉:福特政府亚太政策探析

基于对福特政府亚太政策的分析,本文认为维护因越战失败而受到严重损害的美国国家信誉,是福特政府调整亚太政策的最重要推动因素之一。福特政府不仅在西贡倒台前就向国会争取给南越政权更多的援助,在西贡倒台之后,更是通过果断使用武力解决马亚圭斯事件、重申对亚太地区盟友的承诺来化解一些亚太国家对美国可能放弃盟友的担心和维持美国作为盟友和"自由世界"领袖的信誉。福特政府之所以拖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是因为担心调整与台湾的同盟关系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盟友中的信誉。国家信誉实际上是一种无形资产,维护信誉的考量对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都具有深刻影响,信誉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     

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社会政策的V型转弯和政治光谱的中性化

本文阐述了德国施罗德政府执政期间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背景、成因和制度起源,同时分析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依据欧洲大陆国家传统的社会政策理论,文章集中分析了2005年"哈茨Ⅳ"改革的政治决策过程,探讨了该项改革对经典社会政策理论带来的挑战及由此衍生的理论启示,同时指出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前社会政策的新发展。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改革表明,传统的中左政党开始向现实主义和市场主义改革的方向靠拢,决定社会政策变革的因素越来越不取决于政党的传统理念与价值观念,而是取决于执政集团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考量。     

美国对朝“极限施压”政策的内涵、逻辑与困境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朝鲜实施"极限施压":一方面,动员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全方位制裁,以此给朝鲜制造经济困难,并通过部分石油禁运阻碍其国家正常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军事威慑对朝鲜施加安全压力。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和平方式令朝鲜弃核以最终保护自身和盟国的安全。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政策主要建立在对美国自身实力、国际格局和朝鲜现实的认知基础上。然而,施压只会加剧朝鲜的不安全感令其更加倚重核武器;而"美国优先"的对外战略不断冲蚀着美国主导的国际对朝反核扩散统一战线,这就是"极限施压"政策的困境。这意味着该政策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为了解决朝核问题,朝鲜本身的调适、美国对朝政策的调适,以及国际社会的协调三者缺一不可。     

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

本文以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为出发点,讨论了围绕美国"国家利益"的几个问题,包括"国家利益"的定义、其涵义在美国历史上的演变,以及其与当代美国社会的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作者提出,美国"国家利益"是一个具有历史沉淀的概念,其内涵是由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两个过程的相互作用而决定的.作者并指出,现代国家和市场对公民社会的全面渗透对公民利益国家化趋势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这种趋势也导致了公民对国家外交政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