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对贸易摩擦到预防经济脱钩: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形势分析

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负重前行,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首先,以建设性姿态与美国展开经贸谈判,最终在年底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避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次,积极加大对欧洲、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外交,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力促RCEP完成谈判。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国的"带路"外交进入机制化建设的新阶段,尤其是新建立的"一带一路"新闻与智库交流机制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展望2020年,中美经贸关系依然错综复杂,WTO改革压力重重,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疑虑可能会进一步发酵,中国经济外交依旧充满挑战。     

俄罗斯与东欧经贸关系发展的态势浅析

在冷战时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冢在经互会内结成了密切的经济一体化关系,后冷战时期,这种关系有何发展变化,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就俄罗斯同东欧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发展态势、原因以及前景等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从苏东经贸关系到俄东经贸关系的发展态势 从苏东经贸关系到俄东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密切的经济一体化到“分家散伙”。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双边贸易摩擦也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贸易不平衡、纺织品特保、对华反倾销等问题构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经济利益的争夺、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流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等是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贸易摩擦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中美关系:现状与趋势”研讨会综述

2011年5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与战略研究室共同承办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中美关系:现状与趋势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财政部、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冷战后中美互动模式的演变

<正>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从最初的完全在美国的体系内跟美国互动,逐渐走向尝试营造一个自己的环境和格局。另一个变化是,中国从冷战结束时完全被动地对美国做出反应,转变为今天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互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克林顿执政时期。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扩展战略,试图利用冷战终结所带来的机遇打造一个单极世界。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与困境CSSCI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在人权、安全、经济与科技领域“四管齐下”打压中国。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有所调整,提出中美经济“再挂钩”、扩大和延续两国对话渠道等建议,更多的是为了有效配置国内资源、缓解高通胀和整合盟友关系。在关键性的高科技领域,美国企图对中国形成全面围堵的态势、阻遏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实现在更长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以及军事科技的全面压制。这样的美国对华政策将会长期化。中美之间通过对话管控竞争,实现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的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需要拜登政府实质性地调整经济和安全领域多维一体的全面打压和遏制中国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的尖锐与复杂,正在前所未有地要求和敦促中国强化应对挑战的定力、眼光和能力。     

试论美国对华全面贸易禁运政策对五十年代中日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冲击

五十年代伊始,美国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思维,在贸易领域,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全面封锁禁运的政策。美国的这一政策不仅严重影响了中美双边关系,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损害了五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民间贸易关系。本文拟从美国对华全面贸易禁运的角度来分析它给当时还处于民间贸易阶段的中日经贸关系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4)的分析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将是2010年在北京进行的、两国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关注点之一。通过分析比较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与冲击,本文认为,如果在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4)基础上达成该协定,不仅难以达到促进中美间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的目的,而且会使中国在外资准入限制与资金跨境流动管理方面面临巨大的风险。     

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影响和对策

冷战结束以来,美印关系逐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印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对中印关系和印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与美印两国分别存在的共性和分歧,提出了中国在中美印战略三角关系中可采取的战略和政策.     

冷战后欧美在东亚的战略互动初探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崛起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使得东亚成为欧美对外政策及双边战略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地区。双方在该地区的战略互动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2008年以来,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欧盟加大介入亚洲事务的背景下,欧美在东亚的互动与协调明显有所加强。随着中国与东亚崛起给西方构成的挑战日益明显,欧美在东亚的互动可能更加重要和迫切。然而,欧美在亚洲战略上的分歧以及欧盟深度介入亚洲事务的能力不足等因素也将继续对双方的互动与合作构成制约。欧美在东亚的战略互动,不仅对冷战后大西洋关系的重建意义重大,而且也将对中美欧关系的发展和21世纪东亚格局与地区秩序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二战后东亚秩序: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二战后东亚秩序的独特之处在于,东亚大陆地区和东亚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彼此割裂、尖锐对立,是一种典型的"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在政治上,中国主导的东亚大陆地区与美国卵翼下的东亚沿海地区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外交上互不承认;经济上,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和贸易封锁,中国与东亚沿海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也几乎割裂;安全上,美国在东亚沿海地区建立起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战略和解、90年代冷战结束以及21世纪以来的东亚权力转移,这一"陆海分离型"秩序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政治和解、经济融合的积极势头。不过,在安全领域依然存在瓶颈,无论是在中美之间,还是在中国与部分沿海国家之间,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安全困境。东亚秩序能否突破安全瓶颈,最终实现陆海秩序的融合,将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建设,也取决于东亚国家内部能否克服安全上的互信赤字。     

新书架

<正>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6月第1版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杰作。作者从战略的目标、对威胁的认识以及实现战略的手段三个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推行的遏制战略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新面貌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缓和战略"等遏制战略的实施效果及其优劣。本书初版于1982年,2005年出版增订版,补充了遏制战略在冷战后期的重要发展等内容。     

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及因应对策探析

随着中国与欧盟的经济迅速发展 ,特别是中国改革的深入进行、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欧经贸关系正面临广阔的前景。同时 ,欧盟东扩、欧盟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中国入世带来的挑战等因素也制约着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应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实施美欧日贸易平衡等战略 ,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良性发展。     

中欧关系70年:多领域伙伴关系的发展

70年来,作为两大市场、两大力量和两大文明的中国与欧盟,既见证和参与了彼此的成长与发展,也共同发展为世界重要的和平与发展力量,更是当今不确定世界的稳定力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欧关系虽因发展阶段、制度和历史的不同呈现出非对称性和复杂性,但共同的战略利益、巨大的经济纽带以及共同的对话精神,仍是密切中欧关系的驱动力。百年未有之变局下,中欧关系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但在过去70年成就和经验启示基础上,中欧能够继续把握战略共识、强化经济纽带,共同坚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好中欧四大伙伴关系。     

入世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入世有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面对中美经贸关系新的发展态势,中国需要在体制、政策和措施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