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核战争准备(1960～1969)——基于对“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考察

基于冷战对抗与遏制的对华安全观,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约翰逊政府,面对致力于发展核武器进而拥有了核武器的中国,美国在其以对苏联为主的核战争框架内,秘密设计了以战略核打击为主干的对华核战争预案,这就是极隐秘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美国谋求基于美军的核力量优势,在中美两国的大规模冲突中,先发制人对华发动核打击或动用核反击来毁灭中国的核武装及城市人口,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的实力与潜力。即便美苏爆发战争而中国并不参战,美国仍计划全面毁灭中国,阻止中国在美苏战后成为仅存的工业强权。这种乖戾的进攻性思维及深刻的疑惧心理,在美国对华核防务及宏观战略框架内从未消失,并对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未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确定性主要在于其对华战略执行的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对中国的定位、其对华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法;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于特朗普个人战略考虑转化为政府战略和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及其发展演变。这些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叠加,决定了特朗普政府短期内的对华战略。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浅谈《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一书中的错舛

前不久出版的《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一书,对美国重要思想库最新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对31个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思想库逐一进行评介,包括机构设置、资金来源、研究状况、主要出版物、对华倾向、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学者等,并附有近十年来各思想库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及政策研究报告目录。此外,该书还用大约10万字的篇幅,对美国思想库的概念、起源、发展阶段、主要类型、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思想库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等内容进行了理论阐述。这部著作“对美国重要思想库作了百科全书…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非经济功用

本文考察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及其利益基础的历史变动,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国内政治因素和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三个方面剖析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非经济功用,探讨了这一政策与中美政治关系的互动关系.     

双层博弈理论视阈下特朗普政府的朝核政策

美国的朝核政策是决策者在国际层面博弈和国内层面博弈,以及这两个层面相互博弈的产物。特朗普政府朝核政策的主要特点包括:对朝鲜实行"最大限度施压"政策和"所有牌都摊在桌上"威慑战略,并未完全关闭与朝鲜谈判的大门,以及要求中国对解决朝核问题发挥最大影响力。特朗普总统主导政府朝核政策的决策,但其主要顾问起着一定的纠偏和危机时劝阻作用。美国国会一部分议员反对特朗普政府对朝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也有一些议员主张通过对华施压来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和美国在韩国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     

鲍大可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鲍大可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 ,他毕生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因篇幅所限 ,本文主要考察了鲍大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关键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文章首先探讨了他在 6 0年代初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缓和与松动中美关系 ,随后探讨了他在两方面为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即推动国内对华舆论转变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每一关键时刻向美国决策者提供的具体政策建议。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的利益集团政治

21世纪伊始,美国对中国发起了汇率外交攻势,这既有敲打中国的战略谋划,也有利益集团政治的复杂背景。国外学者从开放、制度和国家一社会的视角研究了利益集团的汇率政策偏好、利益集团将其转化为政策产出的机制及所面临的约束,但其研究方法、对象、层次和视角存在一定的不足。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影响美国对华汇率外交,是因为基于美国政治体制的汇率政策决策。实践中,美国保护性经济利益集团和"院外援华集团"围绕人民币汇率展开了激烈博弈,中国相关经济利益集团也通过本国政府寻求影响。为化解汇率外交压力,中国需在微观层面巩固和扩大"相容利益",以争取更多美国利益集团的支持;在宏观层面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有理、有据、有节地坚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     

中美关系面临考验--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其对华政策逐渐向右转,呈现强硬态势.本文认为,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国内因素,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则是其外部考虑.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正在面临抉择,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以西藏问题为中心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多元层次的复杂系统。美国国会涉华联线的出现,就是美国国内多元政治的具体产物。本文主要以国会的涉藏联线为例,分析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成立的背景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影响。本文认为,涉藏联线是美国国会通过涉藏决议和议会活动,监督政府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基本势力。在涉藏联线议员的多年推动下,国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出现了机制化趋势。国会通过涉藏的两个报告和一个政策法案,加上国会在其他议案中附加的西藏条款,这些因素将是西藏问题在美国或国际上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还认为涉藏人权联线和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内政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也反映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禁运政策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为全面遏制思想所主导,因此,在欧洲盟国废除“巴统”管制体系中的“中国差别”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单独坚持对华禁运政策。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再分析

美菲两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为实现其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性，没有明确宣布该条约适用于南海，同时美国拒绝将菲律宾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海争议岛礁纳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和南海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而且试图把中国的两个岛礁美济礁和仁爱礁也变相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对日裔美国公民的拘留政策

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以“军事安全”为由,将美国西海岸十几万日本人(包括美国公民和日本侨民)迁移到内地的拘留营。从这一政策的决策过程来看,虽然政策实施的对象上看只针对日裔,而且美国决策层在是否大规模拘留敌侨的问题上有分歧,但充分暴露了美国这一政策的种族主义根源。日裔美国人也通过这一事件,从反面表明了他们对美国的忠诚,这为战后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松动创造了条件。本文拟对美国战时对日裔美国公民的政策的决策过程、实施的后果及影响做一简单的历史回顾,求教于史学界的师长和同仁。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探析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在国内制造科技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开始动员力量,引导舆论,为加强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并把意识形态融入科技发展做好了铺垫。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全面压制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内部筑牢科技发展的基础,打压中国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供应链弹性的建设,建立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拜登政府加强在科技领域对华施压不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全球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几乎成为中美唯一可以合作的领域。然而,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在国内受到掣肘。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障碍。未来,中美两国只有加强协调合作才能促进世界技术革命的进步,为全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

当前,美国政策精英就美国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全方位、多元化的政策大辩论。"务实容纳论""接触合作论""反省妥协论""接触融合论""接触遏制论""遏制论"等不同认识在碰撞互动。美国决策精英正弱化以往对华接触与融合的政策基调,缓慢但却明显地推动对华政策朝着挤撞方向发展。美国对中方意图的习惯性误判、美中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差异、美国认定其国内问题的"责任在中国"等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在此次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和大调整中,走出"领导陷阱"、学会"换位思考"、认清"戴维斯陷阱",将有助于美国理性地认识中国和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