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直 忆叶老

说来惭愧,我是三年前才从叶至善同志那里知道角直的。那是在一次会议之后,我和叶圣陶先生的甥女江恰到东四八条看望至善同志,至善听说我是当老师的,便说他父亲早年在角直也教过学,而且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去世以后,他的骨灰就葬在了那里。至善还说,角直是个典型的水乡古镇,至今还保留着原有的古风古貌。     

斯人已逝 风范永存——深切悼念叶至善同志

听到至善同志又一次报病危的消息,我的心头猛的一震,急忙赶到医院,与至善兄作最后的诀别。至善同志近期身体一直不好,几次病危,对他的走,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但这一时刻真的来了,心里还是很难一下子接受,总觉得他不会这么快就离开。至善同志是经徐伯昕同志介绍,于1963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979年起,他先后担任第六届民进中央常委,第七、八、九届中央副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名誉副主席。他还是全国政协第二至五届委员,第六至九届常委,第六、七届副秘书长。至善同志作为一名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编辑家、出版家、作家,从病重到去世,得…     

回忆师伯叶至善

2006年3月4日,敬爱的叶至善伯伯去世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翻看他生前和我的合影及他赠给我的书籍。我与他交往二十八年,往事如画,一幅幅展现在我的眼前。大约1977年秋,我受叶圣陶公公的邀请,跟随我的老师叶至诚到北京玩,住在叶宅的客房里。中午,大门一响,一个高大的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进门。老师喊了一声:“阿哥转来了!”我才知道他是师伯叶至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头,给我寄过《李自成》;叶老寄给我的黑白照片,也是他与儿子三午一起冲洗放印的。进门他对我点点头,我朝他笑了一笑。饭桌上的交流涉及面很广,叶三午尤其健谈。叶老、至善伯、至诚…     

深深怀念叶至善先生

勤奋笔耕一生的至善先生,积劳成疾,最后终于累倒了,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民进痛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好领导,我痛失了一位博学谦逊、常能得到教益的好师长。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悲痛、无限的思念! 至善先生是我的师长辈,他同我的关系应该是长辈与晚辈、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但在近     

充满魅力的领导者——缅怀赵朴初先生

余生也晚,余所知者鲜。我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读了赵朴初先生的诗词以后,才知道早已闻名遐尔的赵朴初先生的。我敬佩他的文采,我仰慕他的学识。可我从来敢奢望能在他手下工作。没想到在1987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他。并从此在他指导下从事民主党派工作。不过由于我们都是兼职,每年也就是在会上见几面。相处不在时间,知心重于知面。我同赵朴老的心是相通的。做党派工作的第一要义是处理好执政党与     

父母养育恩如山 拳拳赤心报乡梓——记美国中华团体工商联合会主席熊德龙

熊德龙先生做了多年四平市政府经济顾问。因工作关系,我与熊先生较早结识,对他的身世、业绩有很深的了解,更为他热爱中华、报效乡梓的赤子之情所感动。熊先生是个海外孤儿,1岁时被旅居印尼的一对华侨夫妇收养,养父熊如淡、养母黄凤娇给他起了个颇具“龙的传人”的名字。客家双亲抚养了他,中华民族勤劳善     

心画绽开于金石

正2017年11月4日,在微信上读到一条短信:今天上午,上海著名书法篆刻家、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书画善会会员、海上印社会员施元亮先生因突发脑溢血在上午8点30分不幸病故,享年56岁。这是一个来得突然的哀讯。56岁,正是一个艺术家的黄金岁月,是出作品展才华的年龄,而他却遽然离去,让所有熟悉他的朋友都为之扼腕叹息。施元亮是民进会员,二十多年前,我还不认识他,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     

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遗产"

2006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与朋友正在看电视,突然,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逝世的消息.一位90多岁、才华横溢的老人走了,令我非常感伤.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要写文章纪念我曾与大师两次见面、一次面谈的缘分,直至今秋才如愿,也算是对弗里德曼先生逝世两周年的纪念吧.     

来自故乡的赠品

我因肝病住医院已经一年多了,至今没有痊愈。在此期间,视听衰退得利害。亲戚朋友听说我病了,有的写信来慰问,有的来医院探望,也有给我送花的,送食物的,送补品的,还有送他们自己的新著的,关怀之深之切,叫我感激不尽。信我是没法读了,因为左眼已经失明,右眼也只能辨认朦胧的形象,总是儿子至善给我念了,由他代复。书当然没法看,只好让     

谢家麟:创新没有终点

正2月20日上午8时12分,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谢家麟的生命停止在这一刻,享年96岁。已故的中科院院士冼鼎昌曾这样评价他:"谢先生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前。他所做的工作总是在与国际同行竞争中进行,他的工作也总具有前瞻性。""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2012年2月14日,92岁高龄的谢家麟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最高     

蒋纬国病危与他的大陆梦

1993年12月26日,自台湾传来消息,蒋纬国先生突患主动脉剥离症,病危住院,经过手术治疗,至今年初,病情已有好转,引起海内外亲友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抗战期间,笔者在赣州工作,曾多次见到纬国先生,那时他在西安胡宗南部任上尉连长,每年有一、二次来赣州探望其母姚冶诚夫人和兄嫂蒋经国与蒋方良。他到了赣州,总要到蒋经国所属单位部门去走走谈谈。有一年他还在赣州     

35年前的婚礼

正今天是5月8日母亲节,对我和先生来说,也是很特殊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我和先生结婚35五周年纪念日。当时我爱人的家是一个特殊复杂的家庭,他两岁时父母分手,各自又重新组合了家庭,新家的经济情况也不好,子女多,我先生在家是长子,二老也顾不上我先生,我们结婚时,他父母就给了我们100元彩礼,他母亲偷着在邻居家给我们做了两铺两盖,又偷着买了一个大铝蒸锅,还给了我们一个小破旧木箱子,这些,对于一个矿工家庭来说已经足够和尽力了。     

诗意地生活 敦厚地诗化——著名文化学者苏叔阳谈《诗经》及君子文化

苏叔阳与死神有过两次交手,1994年4月,他做了肾癌手术,切除了左肾;2010年10月,又做了肺癌手术,切除了一叶左肺。这两次手术,在他身上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宛如黄河和长江,镌刻在我的左背上,让我永远没法子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他在文章中说。经历两次大手术的他没有停止思考和创造。     

酸果熟了也很甜

我虽不是“老政工”,但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也有二十年了,也有过台上振振有词、台下掌声雷动的辉煌,有过被人夸被人捧、“做政工也吃香”的时光。 一九九三年三月,我从组织部调到总务处工作,按说肚子里的“货”应付那摊子工作应该没有问题。没想到第一节政治教育课,就跌进了“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台下谈得眉飞色舞”的彷徨。一次去找一个后进青年工人谈话,我未开口,他却先言:咱不想入党,又当不上官,工资最低,活儿脏累,需要的不是大道理,而是多一点实惠。说完就走了。那毫不在乎的样子,那酸溜溜的话语,使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底。为什么思想政治工作在他们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难道政工干部真的无能为力?     

为克服官僚主义而立法

斯德哥尔摩专电 最近瑞典政府为对付官僚主义制订了新管理法,颇有独到之处。为了了解新管理法及瑞典在克服宫僚主义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专门采访了瑞典司法大臣斯滕·维克布姆先生。 二月十二日维克布姆在首相府司法大臣办公室接见了我。就座之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请他介绍一下瑞典管理法的背景情况。 维克布姆先生说,瑞典现行的管理法是在一九七一年制订的,那是在做了三十年的立法准备工作之后     

思念茅盾先生

今年是茅盾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而离他1981年3月27日逝世,也要有15年了。在他生时,我有幸能得到他的当面教诲,际此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时日,不免愈益思念他。 自从我儿时开始接触新文学以来,除了鲁迅先生,我所钦佩的作家,就数茅盾先生,因为那时我就知道他们二位是在为中国新文学开辟草莱的。至于我知道郭沫若、郁达夫二先生,则要晚到大革命的前     

换一种方式看世界

正序一以心为眼看世界朱永新朋友告诉我,他的好友培松先生写了一部非常好的人物传记,希望我能够写一个序言。当我知道传记的主人是杨佳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第一次见到杨佳,就被她感动得热泪盈眶。记得是2012年年初,在中央统战部的大会议室,为推进民主党派学习践行社会主     

再谈“说和做”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这是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语录,形象而准确地概括出了他的扎扎实实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可贵品质。先生既已作古,而他这句话语依然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说了再做,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甚至,在做之前,通过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     

费孝通:探索美好社会的学者

4月24日上午,我正在打点行装,准备赴美国参加国际会议,接到费孝通教授家人打来的电话,要我们尽快赶到医院。我当时心里一沉,不祥的预感笼罩心头。我与爱人匆匆驾车赶到北京医院。费孝通先生住院已经一年有余,一年来,我自己国内外穿梭,一直想去看看先生,有时是医院不允许,有时是自己的时间错不开,所以一直没有如愿。赶到医院,先生的秘书张荣华老师先把我们叫到隔壁房间,介绍了情况,然后我们来到病房。先生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摸着先生的手,手指肿得很厉害,指尖很凉。我们心里企盼先生能够很快恢复过来。     

纪念我们的父亲叶至善先生

正4月24日,是我们的父亲叶至善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父亲的一生是为编辑的一生。1986年,父亲写了《编辑工作的回忆》,文中说:"我生长在一个编辑的家庭里。我的父亲叶圣陶,大家都说他是文学家,是教育家,是语文学家,其实他当编辑的时间比干什么都长,花在编辑工作上的心力比干什么都多,就是没有人说他是编辑家。如果从中学时代编油印刊物算起,他连头带尾,一共做了73年的编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