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资金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资金流出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腐败犯罪所得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境外追缴犯罪所得制度国际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展开论述.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所得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所得流出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腐败犯罪所得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我国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应从立法、行政等方面加以完善。     

没收违法所得若干问题新解——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资产追回机制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程序是在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多年且国内法律制度亟须与之配套协调的背景下设立的,是为解决腐败、洗钱等相关犯罪导致大量犯罪资金无法追回的问题而设立的一项新制度.尽管它不以对逃匿、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为前提,但它也以法院的正式审判为必要,因而不宜被称为未审没收程序.由于肩负裁断犯罪资金归属的重要使命,没收违法所得程序未来的发展走向不能局限于现有法条及司法解释的限度内,必须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降低其裁定标准、突出其执行没收的核心环节,以逐步适应打击犯罪活动、追缴犯罪资金和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实践需要.     

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的冲突与解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构架了国际社会在开展反腐败合作方面的一座桥梁。中国作为《公约》的签约国之一,一方面要履行《公约》所设定的义务,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公约》为打击腐败犯罪服务。这就要求执法机关对《公约》进行深入地研究,从刑法与《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存在的差距着手,找出冲突所在,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求得能更好地适用《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问题研究--兼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我国打击腐败犯罪力度的加大 ,贪官外逃和腐败资金外流问题成为我国腐败犯罪的新特点 ,打击此类犯罪也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新重心。有效打击外逃贪官必须寻求国际司法合作。 2 0 0 3年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为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国际法基础。     

腐败犯罪的法律控制与国际刑法的演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控制腐败犯罪最重要的国际刑法公约。该公约在国际层面明确了腐败犯罪的定罪范围,扩大了腐败犯罪的主体,发展了国际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首创了腐败资产必须返回机制,突破了双重犯罪原则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拓展了国际刑事合作领域。     

国际合作原则与我国反腐败立法完善

国际合作原则作为一个体现包容性的原则,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其在反腐败问题上意义尤为显著。随着法律全球化的发展,反腐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该公约作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础,对我国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指导性作用。为适应新时代反腐败的新形势,加强国际合作,需对我国刑法中腐败犯罪的立法进行深入思考,并对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对策意见。     

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境外追赃追逃工作快速取得进展,但追赃工作成效还有待提升。对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资产直接追回方式,我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以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为研究对象,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国内立法,分析我国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现状可以发现,我国适用此种方式面临着提起诉讼的主体难以确定、管辖法院难选择、赔偿或者补偿数额难确定、证据收集困难、诉讼成本高等困难。提出完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国际合作法律体系、明确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加大对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的研究、完善腐败犯罪民事证据制度、设立专门基金组织等建议,从而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可以为我国境外追赃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务指导。     

论我国反海外腐败制度的完善进路——以国际反海外腐败立法经验为视角

我国目前欠缺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反海外腐败制度,需要借鉴国际反海外腐败的立法经验来完善这一制度。当前比较成熟的反海外腐败制度规定有:国际条约中的《OECD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美国的FCPA及英国UKBA。这些反海外腐败制度对该类犯罪的主体、对象、构成要件、出罪事由、量刑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我国应当借鉴其立法经验,对目前《刑法》第146条第2款的内容进行扩充,并对《刑法》第7条属人管辖的规定进行修改,从而激活我国反企业海外腐败犯罪制度适用。此外,我国还应当结合国内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制定中国的企业合规计划。     

追回腐败资产国际合作机制研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研究视角

追回腐败资产机制是通过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根本举措,也是建立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追回腐败犯罪资产机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主要包括对腐败资产的监测、扣押和冻结、没收、返还等四个环节.     

“一带一路”背景下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机制

从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的具体路径来讲,可从风险控制、信息互通、企业合规监管以及民间反腐交流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从而实现腐败犯罪的有效预防。除此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立法思考,发挥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指引和惩罚作用,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     

论国际反腐公约中滥用职权罪的特点——兼与我国刑法滥用职权罪比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项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书,对形成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和健全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及对外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和深远影响。《公约》第19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与我国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比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有利弊。公约的这一规定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腐败洗钱研究

据国际会议披露,中国内地近几年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300多亿来自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的腐败所得。这种被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洗钱犯罪"主要有同步式腐败洗钱和衔接式腐败洗钱两大类,其猖獗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现有的法律、管理和合作方面的漏洞。因此,要有效地同腐败洗钱作斗争,必须适应打击洗钱犯罪的大趋势,尽快制定《反洗钱法》,扩大洗钱犯罪对象的范围,强化以审计制度为核心的干部管理体制建设。     

国际法视野下中国反腐败刑法理念的时代反思——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一部好法律，其间所蕴涵的思想和理念的力量是巨大而深远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国际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克服了一些区域性反腐败文件的局限性，倡导了科学反腐败的理念和策略。形成了国际反腐败的准则，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础。新的理念必将给我们宏观上的启示。并最终成为在各种具体制度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的前提性基础。     

职务犯罪主体之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关于治理腐败犯罪最完整、最全面的国际公约,对我国职务犯罪主体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对职务犯罪主体的一般理论研究,揭示我国职务犯罪主体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主体两者之间的冲突,对我国职务犯罪主体进行反思和重构,以利于实现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效衔接。     

对当前涉黑犯罪刑法遏制及打击对策的思考

当前涉黑犯罪是执法机关的打击重点,然而由于刑法遏制上的缺欠,影响了打击效果。本文从当前刑法典对涉黑犯罪的惩治以及当前刑法对打击此类犯罪的缺欠之处进行分析,提出惩治涉黑犯罪的对策建议,包括完善刑法;在警方内部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打击;坚持反腐,进行社会综合治理;加强国际合作等。     

国际反腐败策略及反腐败成绩评估标准与实施

腐败已经不是哪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一个跨国性的问题,要求各国联合起来与其作斗争。同时,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等也在国际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国际政治学和反腐败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潮和理论,对于现今的反腐败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国际社会在反腐败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推动国际廉政规制建设。重视信息公开立法,推动青少年廉洁教育,制定私人部门行为准则成为三个重要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