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

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一种理论建构型模式,包括静态模式和动态架构。动态的台湾模式按其内在逻辑可分为统一模式和实践模式,前者是两岸走向统一过程的方式、步骤及组织形式,可具体分为和平发展阶段、政治谈判阶段、统一前的过渡阶段;后者是统一后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实施方式、状态和经验归纳。从根本上说,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由两岸共同构建的国家统一和国家发展模式。     

涉台外交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与思考

两岸及美国的学者2010年以来涉台外交的研究成果显示,随着美国相对衰落、中国日益崛起,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美国"以台制华"的能力下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冲击和干扰也在减少。然而,从美国"重返亚太"、美台军事关系发展、美国国内围绕"弃台论"的政策辩论,以及台湾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来看,本文认为,美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台制华"的固有战略,不希望两岸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走得太近,美国仍然会在台湾"国际空间""国际经济空间"等问题上"搅局"。     

作为新命题的“一国两制”台湾模式

"一国两制"是思想解放的直接产物,绝非政策僵化保守的标志。"一国两制"并未停留于港澳模式,构建台湾模式恰恰是"一国两制"具有开放性的最新表现。"一国两制"有香港、澳门和台湾三个模式,而不是一个模式,应设置"一国两制三模式"研究议程,而不是"一国两制一模式"的议程。台湾模式将是与港澳模式有较大区隔的一种模式,需要单独构建。台湾模式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与港澳模式着重于解决两制问题不同,台湾模式首先着眼于解决两岸在一国方面的矛盾,也就是如何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其所反映的主权与治权的关系与港澳模式不甚相同,故需采取特殊方式处理二者关系;在认定双方均是"宪法一中"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台湾定位问题是构建台湾模式的关键。只有根据对台政策新思维进行理论创新以产生新的理论论述,并做出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才能成功构建台湾模式,也才能使之具有应该有的基本内容。     

美国对台湾“政治安排”的政策及影响

美国对台湾“政治安排”的政策对“合情合理安排两岸政治关系”有重要影响。美国对台湾政治定位的政策是“认知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独”或“两个中国”,但同时又“对台湾地位不持立场”。在两岸关系的解决方式方面,美国对台湾的前途持开放立场,但认为应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且要尊重两岸民众的意愿。美国这一政策增加了对统一前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的难度,但在某些方面与大陆对台政策也有一致性。目前,两岸应充分利用这些相契合的政策,推进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安排。     

陈水扁当局两岸“三通”政策的调整与策略运用

两岸直接“三通”始终是陈水扁当局在大陆政策问题上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过去四年来，在两岸加入世贸组织、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扩大以及台湾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两岸直接“三通”问题更成为陈水扁当局难以回避的问题。然而在两岸直接“三通”问题上，陈水扁当局在基本延续了李登辉时期的“间接”、“单向”、“有限度”的政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策略手法。由于陈水扁当局对两岸直接“三通”问题采取了拖延策略，致使两岸直接“三通”至今不能实现。本文拟就陈水扁当局在两岸直接“三通”问题上的策略运用、成因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政治动员与冷战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

1994年,美国开始实行冷战后对伊朗的新政策——双重遏制是典型的政治动员行为,这既是美国政府面对其盟国拒绝的因应之举,也是克林顿政府面对国会在对外事务上变得咄咄逼人的应对之策。双重遏制政策后来演变为鹰派与超级鹰派之间比赛谁更强硬的赛跑,但伊朗并未因此改变其在特定问题上的国家行为。     

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三十年之省思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一个中国”的政策是维系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政治基础。30年来，国际局势和两岸关系大幅变迁，美国历届政府虽宣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构成这一政策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固有矛盾始终无法调和，甚至屡屡发生《与台湾关系法》凌驾于三个公报，     

两岸关系与台湾民意

两岸关系发展中．台湾民意的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民意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在统一之前，台湾民意中的合理要求应该获得大陆充分的谅解与尊重。但民意也是可以塑造的，近十余年来，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为了推行“台独”和自身的权力，不断地把台湾民意导向与大陆对抗的极端，并用“法理台独”冲撞大陆对台政策的红线，增加了两岸关系出现危机的风险，受损害的将是台湾同胞。     

台湾问题中国际因素变化的新特点与未来趋向

台湾问题是一个有着复杂国际背景的中国的内政问题，它的本质是中国的内政，但它的产生、延续与国际因素密切相关。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将来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大陆因素以及台湾岛内因素的发展变化．但囿于历史和客观现实等原因，国际因素在其中的影响也难以忽视。台湾问题中国际因素存在的形式、程度以及影响的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力量对比的改变和形势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对现阶段两岸关系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中也可以明显地感到这一点。     

日本亲台势力炮制“与台湾关系法”析论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右翼亲台势力持续以“规范台日关系”为由,企图效仿美国推动制定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立法进程相继经历“亲台学者酝酿”、“右翼团体推动”以及“议员政治操作”等阶段。通过梳理日本“亲台”势力推动涉台立法的历史经纬和主要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日本涉台立法版本层出不穷,但是始终围绕“台湾地位、情报共享及安全合作”等明显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敏感议题。反华学者、右翼智库以及亲台议员等充当鼓动涉台立法的主要幕后势力。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日本推动涉台立法呈现“由暗转明”的态势,使危害中日关系的涉台法律风险再次“浮出水面”。     

欧盟移民与庇护政策一体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后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

欧盟共同移民与庇护政策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暴露出该政策的诸多缺陷,此后欧盟寻求改革却屡陷困境。依据后功能主义理论,欧盟成员国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与欧盟认同兼容性有限,在面对欧盟外国家移民群体时,排斥性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更是占据主导。因此,欧盟始终难以健全既公正团结又稳定灵活的共同移民与庇护政策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成员国积极接纳与安置乌克兰难民,实际上是对乌克兰公民展现出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欧盟为了提高区域内部政策一致性,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或许只能突出欧盟内外分界,共同移民与庇护政策在未来也会愈发侧重外部解决路径。     

浅析美国对台政策演变及其基本特点

美国对两岸问题的态度与政策是大陆对台政策面临的重要国际制约性因素。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与台湾关系法》构成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四大支柱,在此基础上,美国以战略模糊为指导思想,通过一个中国政策在两岸之间进行对冲/两面下注,试图维持现状,稳定海峡局势。通过对和平解决的强调,美国将台海问题的战略关注点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在两岸政策上,对于现状和稳定的追求仍是美国对台战略的核心目标,两岸和平发展的态势符合美国的总体战略利益。     

理想还是现实：解析“美国梦”

“美国梦”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北美殖民地时期。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美国梦”在产生初期常常被视为“个人之梦”“移民之梦”,但随着国家政治概念的强化而变成“美国之梦”“民族之梦”,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对美国的发展和强大起到了特殊的催进作用。“美国梦”包括希望、信心、机遇、平等、成功、美好、繁荣、努力、决心和主观能动性等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共同构筑了“美国梦”的核心涵义。然而,随着美国的政治极化、社会矛盾、通货膨胀、阶层固化等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剧,“美国梦”对内已经沦为以阶层上升、经济成功、生活幸福为特征的中产阶级式的个人发展愿景,对外则成为美国在全球各地输出美国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工具。     

安全化与国际合作形式之选择——以美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对外政策为例(1999-2008)北大核心CSSCI

1999年后,全球艾滋病流行问题进入了美国的安全政策框架。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对全球艾滋病问题的认知从一项国际安全威胁转变为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政策准备过程中的政治动员重点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从重视对国际社会进行说服变为强调国内团结,尤其是争取宗教保守势力的支持。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导致了美国对国际合作形式选择从多边转向双边,主要合作方式从政策施压转变为资源投入。在这一全球治理议题上,美国面临着加强投入和重视国际协调难以兼顾的局面。     

“两岸政治谈判”时机尚需等待——专访厦门大学台湾问题专家陈孔立

目前还处于两岸政治对话的前期准备阶段,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要留待条件成熟以后解决。急不得,但也等不得。在现有条件下,两岸学界应有所作为。     

关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几点思考

本文分析了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的新形势,主张大陆方面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上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以维护和促进来之不易的两岸和平发展势头。文章围绕“一个中国”这一核心原则,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名称、身份和可控性等重要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美国核政策调整与中国的政策应对

奥巴马总统显著调整了美国在核裁军、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政策,此次政策调整的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在此类议题上的领军地位、修复受损的国际形象、重建国际社会的防扩散共识。奥巴马总统的高度重视、外交和安全团队的丰富经验及民主党在国会两院的多数,都有利于政策调整。但在调整政策过程中如何协调部门之间的政策分歧、核裁军与有效核威慑的关系,以及核裁军与导弹防御的关系等,将是美国核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美国的政策调整对中国构成多方面的压力,中国有必要未雨绸缪,确立中短期应对之策,以避免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受损,并争取在核问题上的话语权。     

俄罗斯与日益强大的中国

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俄罗斯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特别是认为中国在远东地区进行了"人口扩张主义政策"。这些看法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俄媒体的负面报道、俄部分"政治家、经济学家"的煽动,以及俄政府用以转移本国人民对政府的失望。近几年,中俄两国经济贸易量急剧下降,两国民调都表明俄中两国人民需要不断加强联系并积极互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而两国的强大及友好关系必将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再论“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

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的"正常化国家"以及"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等问题是国内外学界和政界一直争论的问题。德国已是正常化国家,德国问题也已解决。这一问题之所以尚存争议,主要是"欧洲困境"使然。"欧洲困境"涉及欧盟性质及其发展的终极目标问题,亦无定论或认识混乱。欧盟已经发展成为奉行"辅助性原则"的国家联盟,是为欧盟性质与发展的终极目标;"欧洲困境"至少在理论层面得以化解。统一德国已将参与欧盟发展和奉行"辅助性原则"上升为宪法目标并予以践行,"德国的欧洲"只是在"欧洲的德国"原则框架中的操作层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