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城市社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运用治理理论审视和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的改革与创新 ,对于拓展目前正在兴起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实现社区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城市社会的进程引起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参与式预算: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探索

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参与式预算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新。所谓参与式预算,是指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资金安排中,经由公众参与,以民主的方式进行项目决策和资源分配,并实施监督的规程。     

参与式预算—协商民主的鲜活形式

参与式预算属于直接民主范畴,是为了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施行的一种制度创新,近年风行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区。在我国很多基层乡镇和社区,参与式预算如火如荼开展起来,这对培育公民民主精神、推进社会自治、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就如何做好参与式预算,本刊记者尚国敏采访了中共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     

电子治理:信息社会城市善治的理想选择

本文在对电子治理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结合善治的基本要素,对电子治理对实现城市善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电子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治理的透明性、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治理机制,成为信息社会城市善治的理想选择。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创新

随着公民社会能力、网络化和沟通结构的扩展,参与式治理将成为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本文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环境管理中的参与式治理创新实践,提出参与式治理视角下推进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参与式性别预算:来自温岭的探索

中国近年兴起的"参与式性别预算"是指从性别视角审议与监督政府的财政预算,较典型的是浙江温岭的实践,其实质是当地"参与式预算"的延伸与拓展。这种参与式性别预算的动力来自于体制内部,即"人大"推动和党委政府的支持。参与式性别预算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人大、党委、政府、妇联、人大代表和基层民众等,他们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其运行机制和参与式预算互为依存,或者说依系于参与式预算的基本框架。参与式性别预算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针对女性的专项预算支出;二是与女性关系更密切的预算支出;三是一般性的预算支出。这一女性参与决策的新途径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如果从完整规范的预算周期评估来看,仍有待拓展和深化。     

参与式治理：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

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在地方或基层。参与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参与式治理是地区层面包容战略的需要,也有学者称之为＂赋权参与式治理＂。通过赋权给公民,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各个层次的决策层听到,目的是有效、平等和政策回应性。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来深化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出现,伴随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概念的重新发现。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网络。同时,参与式治理也有其自身理论限度和实践困境。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中国参与式预算实践及其前景展望——基于浙江温岭、河南焦作和云南盐津的比较分析

协商民主在政府预算领域中的运用催生了参与式预算。作为一种政府协商形式,参与式预算为普通公民通过对话、协商形式参与政府预算决策提供了新的合法渠道。基于浙江温岭、河南焦作和云南盐津三地参与式预算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式预算是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合力的产物。中国参与式预算在协商实践中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参与模式,这种协商模式与协商民主的规范性要求之间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来推进中国的参与式预算实践,需要将协商民主的普遍性原理与各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参与向纳税人主导的决策性协商参与的转变。     

善治视角下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的挑战与优化——基于武汉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考察Q、M、L三个公租房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以公租房社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社区处于城市边缘劣势地带、治理资源贫乏,具有产权关联弱、异质性强和行政性强的特点,导致社区三治融合面临治理主体积极性缺乏、治理方式融合性有限和治理规范衔接性不足的挑战,制约了城市社区善治的水平。基于城市边缘社区“宜居”与“安居”的善治需求,在党建引领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三治融合实现社区善治是一个“渐进均衡”的善治改进过程,得益于优化自治、法治、德治的组合力度和方式提升三治“指数”。从治理的主体、效能、秩序三个方面,优化三治融合的参与主体激励机制、三治功能提升机制、治理规范衔接机制,已经成为城市边缘社区因应治理挑战,提高善治水平的关键途径。     

美国芝加哥第49街区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和启示

参与式预算是指公民直接决定如何支配公共资源使用的一个民主过程,在这个创新的民主决策过程中,让公民来讨论和决定公共资源的分配及政府支出的优先性,并监督公共开支.最早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国家是巴西,1989年巴西工党在阿里格雷港市的选举中获胜执政后,为帮助贫穷的公民和社区争取更高水平的公共开支,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在美国第一个系统推进参与式预算,开始于2009年芝加哥第49街区推行的民主实践.     

良好的预算治理离不开公民参与

新修订的《预算法》凸显了从"管理型预算"向"治理型预算"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民参与的要素。对公民预算参与权的界定以及我国在立法和实践层面公民参与预算的剖析,对参与式预算在公共预算领域的实际运用模式进行考量,有利于我们在预算治理背景下更好地促进公民参与权的实现,从而保障公民用税利益,实现财税法治。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杭州地方治理创新模式

<正>一、参与式治理:现代城市的治道变革参与式治理起源于西方国家,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参与式民主。基于传统代议制弊端日益凸显,不能很好满足人们对民主的需求,公众普遍表现出对这种民意表达机制的冷淡,使得代议制的功效逐渐衰退。20世纪60年代初自Arnold·Kaufmann提出了"参与式民主"后,"参与式民主"就开始在西方兴起,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二是治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     

民主恳谈激活乡镇人大监督

在实践中,通过开展各种恳谈,泽国镇人大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尤其是将民主恳谈与预算审查结合起来,积极搭建预算协商平台,为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拓宽了道路。泽国镇是浙江省温岭市率先试行参与式预算的乡镇之一。自2005年以来,泽国镇人大重视将民主恳谈这一协商民主方式运用到人大工作实践,将民主恳谈与预算审查结合起来,积极搭建预算协商平台，为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拓宽道路。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演进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的新实践,也是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结合技术、制度和转型范围三个分析维度,以城市治理的实践经验为参照,数字化转型基本遵循了技术迭代赋能、制度完备性增强、转型范围逐步扩大的理论路径,呈现出信息化政务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场景型敏捷智治和全景式城市善治四个递次演进的具体阶段。在进化动力学视角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以需求动力为前提,由技术支撑、资源投入、制度设定、目标引领、组织保障和环境倒逼等多重动力因素共同推动。面向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应当以建设人民的城市为理念指引,持续推进技术赋能、提升制度体系水平以及培育数字治理能力,增强城市数字治理有效性,实现城市善治。     

“参与式预算”是有益探索

《人民政坛》编辑部：近些年来。浙江温岭等地积极实践探索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参与式预算”模式，为人大代表和民众更直接、更有效地参与预算审查监督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参与式预算”毕竟是正在探索的新生事物，应该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     

现代城市管理不能“一刀切”

城市管理"一刀切"问题由来已久,与懒政问题有直接关系,需要体制机制变革的回应和系统整饬。城市管理实现善治,要吸收新城市主义管理理论精髓,坚持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着力建成便民高效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从而提升城市服务管理人性化、个性化、精细化、智慧化和社会化水平,激发共谋未来的创新创造活力。     

社会治理70年：伟大历程、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治理从大国之治迈向强国善治,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新中国的社会治理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关键在于始终遵守政党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全面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系统优化社会治理方式,持续创新社会治理手段。     

论预算执行法的能动激励属性——以唐代漕运法吏治经验为视角

唐代漕吏治理有效模式的成功经验在于调动漕运官吏的主观能动性,敦促其以自我激励的方式纠正执行行为的偏差。充分借鉴唐代的漕吏治理经验,创造式建立预算执行法的能动激励机制是国家预算法实施机制对当前预算法参与式变革的最佳呼应,也是新时期政府预算法治责任实现的关键步骤。     

亚欧参与式预算研究综述

正参与式预算是近年来地方民主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各国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参与式预算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参与式预算是近年来地方民主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诞生于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预算,逐渐传播到拉丁美洲、亚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参与式预算进行了详尽的研究。2009年8月17日至19日在中国杭州举办了题为"亚欧参与式预算:民主参与的核心挑战"的国际会议,从与会学     

扬州:以"善治"破解城市管理难题

"善治"理论是21世纪针对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世界性发展趋势而提出的,"善治"的基本定义是指在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合作管理和伙伴关系,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一定意义上说,"善治"也是进一步法治化的过程。"善治",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更新了城市治理模式和衡量管理成效的规范性标准,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城市管理实践中。扬州城管在工作实践中,以城市"善治"理论为指导,创新城市管理体制机制与运作方式,有效破解了城市管理长期存在的难题,大大提高了城市品位和质量,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