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传奇

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降半旗。那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更值得世人瞩目的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哀悼领导人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突破了《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一个星期的时间联合国总部上空没有升起任何一个。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贡献

本文论述周恩来在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的贡献。１９２７年底至１９２８年初，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非常注意总结秋收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中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的经验，以及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较早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１９２８年初，周恩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中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不能在城乡同时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中心城市必须有周围武装割据力量的汇合的思想。在１９２９年的“九月来信”中，他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的重要论断。这是周恩来总结了中国革命一年多来的实践经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升华。１９３０年９月，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应成为全党中心工作的中心。周恩来这些思想理论观点及其所起的指导作用，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卓越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周恩来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三次努力

周恩来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工作的“总管家”，面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局面，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肩负起处理“革命”与“生产”现实关系的重担，其基本目标，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范围。为此，他进行了三次努力，中心是紧紧抓住工农业生产不放松，突出强调运动要有领导、有秩序、分期分批地进行，以图尽力稳定国民经济这根支柱。其实质，就是同极“左”思潮及林彪、江青等人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阴谋的正义斗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坚毅沉着，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以其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品格，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中和作用，从而也使自己的威望达到人生的高峰。     

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本世纪６０年代，周恩来提出“我们需要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根据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把握，把搬掉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两座大山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全面进行建设的理论，提出全面改革的理论构思，并初步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虽然周恩来未能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但是他的探索业绩是永存的。     

对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思想的再认识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我党统战理论和统战实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中．周恩来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知识分子问题作过许多精辟论述。     

周恩来“九月来信”的年份考订与真相迷失的原因

１９７７年,陈立夫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中,公开发表了周恩来的“九月来信”,并注明是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收到,立即引起质疑,焦点是认为年份有误。经过三年多的争论,赞成陈的观点在台岛占据了上风。我们结合民国史与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用考订的方法甄别,可以确认周恩来的“九月来信”,其实写于１９３６年（民国二十五年）９月,台岛舆论维护陈立夫的说法,本质上是为维护国民党当局对西安事变与对张学良所谓“通共”罪的定性。     

周恩来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贡献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同志一道排除各种干扰,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此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前线负主持战争全责的最高领导人和直接指挥者;坚决抵制“左”倾军事路线,坚持正确的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充分利用山区和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成功范例。     

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很有意义.首先,外交学院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创建的.1955年,当时与中国建交国家不过23国,但周总理高瞻远瞩,看到中国外交今后会有大发展.     

基于“中国梦”的大学生国家认同培育研究

大学生国家认同建设工作需要"中国梦"理论的介入;"中国梦"理论的国家认同价值,主要表现在:它是强化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理想动力、它能增进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和当代中国政治认同;需要科学设计基于"中国梦"理论的大学生国家认同培育体系,具体包括: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发挥其国家认同培育的主导作用;设计旨在推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社会实践,发挥其国家认同培育的推动作用;重视家庭教育,发挥其大学生国家认同培育的熏陶作用。     

现代“监管国家”的兴起与中国的选择

由于市场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规制行政的存在与发展就不可避免。当前,监管国家的兴起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各国都在着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监管模式。这为中国提供了多样的选择参照,但是,基于国情的差异,特别是政府管理模式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调整过程中,中国的选择必然要求中国特色。     

论“一国两制”与中国政党制度的衔接:基础、条件与路径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廓清中国大陆政党制度与港、澳、台政党制度之间的关系,阐明一国两制与政党制度衔接的基础、条件和路径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国两制与中国政党制度衔接的政治基础是承认一国的基本原则,履行两制的基本框架,其衔接条件是中国大陆政党制度的包容性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就衔接路径而言,首先必须要厘清概念。中国(包括港、澳、台)的政党制度应该是一体多元的制度,即以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体,以台湾的多党竞争体制和香港、澳门的政党体制为多元的政党体制。其次,要理顺关系,即在中国的范围内,存在着五种政党关系:合作性的政党关系、竞争性的政党关系、准竞争性的政党关系、一国两制下的协商性的政党关系和一国两制下的友好性的政党关系。最后,还必须有具体制度上的设计和支撑。     

重新思考“中国模式”:国家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便在国内外学者之间逐步升温。但由于其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有着迥异的解释框架、概念界定与特征归纳,所以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始终存在着较大分歧。可如果另辟蹊径,将国家角色作为研究视角、并通过对现实情境的经验性观察去重新思考中国模式的话,便能赋予其较为确切的内涵。在此一研究路径之下,中国模式内含的国家角色便呈现为发展至上、稳字当头、灵活创新和独立自主这四大特征。     

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不干涉内政学说——以非洲为背景并以中非关系为案例的一种解说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针对外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理论界的探讨成果,作者以非洲为背景,以中非关系近些年的进展为案例,提出了丰富和发展这一原则的大体构想。作者强调,不干涉原则必须坚持,同时要大力创新、适合时代变化与中国需求。全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分析了中国对非外交实践的某些突破,总结归纳了这些良好先例对于不干涉原则的坚守与创新。下篇则探讨了中国对非洲和平自主能力的援助、对非洲区域组织的支持、对非洲援助的效率及监管、从政府主导的“小援外”向社会全面参与的“大援外”转变、中国外交新思路与内政新动向的对接、发展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等方面,提出了探索争鸣的若干新思路。     

我国律师参与ADR的必要性及其制度化设计

ADR最早源于美国,英文全名为“A lternative D isputeResolution”,中文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办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的所谓“诉讼爆炸”现象为越来越多国家所重视,大量案件涌向基层法院使得法院不堪重负的局面始终无法摆脱成为事实,因此法院开始重视寻找替代性做法,而在法律人士参与下的ADR随之开始得到一些法官的推崇。ADR在美国得到迅猛发展后迅速推广到欧洲各国。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推行一系列司法改革的同时,也逐渐发展了ADR。ADR之所以获得青睐,主要在于ADR的优势。ADR的优势首先来自其程序利益,即成本低、迅速和…     

中国传统贵和思想及其启示

“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它表现在诸多方面: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和以处众”;就家庭关系而言,它认为“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提倡“和气生财”;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国家和民族关系而言,它又主张“协和万邦”,向往“国和民太平”。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储蓄热”现象探析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的效应与预期目标相悖,高通胀率伴随着高储—蓄率。因“储蓄热”而导致的投资及“有效需求”不足,不仅使赤字财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大打折扣,而且成为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诱因之一。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凯恩斯的学说一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思想界和决策机构占据统治地位。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即是“有效需求原理”。鉴于在自由放任的社会状态下,“非自愿失业”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单凭自发的供给和需求,或自发的储蓄和投资的均衡所决定的“有效…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

2002年以来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福建等省份先后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并在财政体制上实行“县财省管”的试验性探索,县域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从当前情况来看,“省管县”体制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省级以下行政区划的权力结构模式和行政、财政基础,并将深刻影响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模式,可以被视为自20世纪80年代“市管县”体制实施以来又一次对政府间关系所做出的根本性调整。     

中华文明重显青春的激越华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1978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世所罕见的勇气和魄力,毅然告别“文革”,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从大历史的视野,俯瞰当代中国30年的改革与发展,其实质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推进,是古老中华文明在当代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中重现青春活力的一曲激越华章。     

中国外交的“中庸”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创新。中国外交的这种创新发展，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虽然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始终存在，但是中国外交实践不仅极大地缓和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而且还给亚洲地区及全球体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宣传与实践

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五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德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沿着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方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祖国的统一,建设强大的国家,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