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陆地边疆政治安全:内涵、挑战与实现路径

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的重要目标。随着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复杂化,我国陆地边疆政治安全备受挑战。当前,我国陆地边疆面临诸如领土主权威胁、"三股势力"侵扰、国家认同危机、经济利益分配失衡、边疆群体性事件多发、边疆网络舆情传播失序等传统与非传统交织的政治安全挑战。构建和运用战略边疆、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和谐边疆、信息边疆的理念与方略,是保障我国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推进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为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政治仪式推动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兼论政治仪式的特性

政治仪式是国家治理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一个国家若要其国民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纲领形成政治认同感,就必能采取有效的方式对其国民进行政治社会化。在众多的社会化方式中,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以其富含的传播教育功能、情感激发功能、规训戒惧功能直击国民的内心世界,使之产生强烈的震撼、感染、震慑和自我约束,从而使社会成员产生强烈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和行动认同。     

政治势能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一次中央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首次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要求"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经过多年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我们提出了"政治势能"概念,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也是对政治性因素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势头及能量的总称。政治势能通过"政治"一词落脚到学科,体现了学科特色;通过"势能"一词归纳出中     

关系治理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

"一带一路"建设为关系治理和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提供新平台,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性日渐显现。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是中国嵌入国际社会关系中国际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关系治理与海外利益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关系的两面性和关系间的结构状态决定了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保护的程度,中国与其他国家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又实现了关系和海外利益的彼此互构。"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存在政局不稳、政治腐败和法制不完善等政治风险以及局部范围国家之间的地缘战略博弈、大国竞争等,使沿线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这无疑加剧关系的负面性和降低关系的治理效度,使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海外利益受损。为此,在结构维度上应构建更加广泛、有序与和谐的关系互动模式,降低关系的无序、竞争和对抗程度;过程维度上,通过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形成对沿线国家观念的引导能力,进而实现沿线地区关系互动的正向引导。     

大学生“国家认同”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国家认同是个体在文化认同下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国家情感的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捍卫国家利益的行为倾向的主体意识。大学生"国家认同"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应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教育目标以及大学生身心发展与政治心理发展规律,遵循科学性、导向性和民族性原则,从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倾向四个维度去构建,指引大学生确认中国公民的身份资格,认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和依恋感,捍卫国家利益,促使大学生以振兴中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己任。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国际视野及经验借鉴

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对引导和规范我国广大公务员正确履职尽责具有重要作用,对增强公务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服务意识,做到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具有重大意义。国外很多国家向来重视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价值理念和规范要求,对改善公务员的职业素质,提升行政效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对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制度要求——现代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它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完成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这一战略性支撑载体,进而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有效治理、政府依法管理和社会有序参与"的三个社会目标。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需要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机制三个层面的结构性营造。政治权力要与民主权威相配,才能生成结构性营造的中轴性要素。否则缺乏权威的政治——行政系统就会失去对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也会缺失人民参与所形成的政治认同。     

浅谈公务员职业生涯规划

国家公务员是国家经济、社会等各项行政事务的直接管理者，是政府职能得以实现的直接力量，也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国家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着政府工作系统的效能，影响着政府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成败。面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对公务员素质要求的提高，无论是公务员本身还是其就职机构，都要根据新的需求调整公务员的职业生涯规划，     

基于政党功能视角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履行政党利益表达机制,激发社会治理主体活力;善用利益综合思维,明晰国家治理模式,释放最大红利;完善政治录用,提高国家治理执行力;在政治社会化中形成良性沟通与互动,实现善治新常态。     

立足“大服务” 着眼“立体化” 新时期政府机关思想政治工作方略探索

一在社会大系统中,政府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国家权力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行政事务进行统一领导、组织和管理的机关。在我国,政府机关是国家行政事务的中心枢纽,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挥部"。各级政府机关依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行政措施和手段、发布的行政决定和命令,对整个社会具有着普遍而广泛、深刻而久远的约束力、强制力和影响力。政府机关这种特殊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加强其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政府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各级公务员。公务员是政府职能职责的具体承担者和落实者,是国家行政公务的具体组织者、领导者和执行者。他们的政治觉悟、思想品德、精神境界和素质能力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政府行政效能的发挥,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声誉和形象,影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家公务员是"身系国家前途,肩担民族命运,手把社会进程",责任重大,关系重大。国家公务员只有在"思想道德上高人一品,政治觉     

基层治理中的过度执行:成因、危害与对策——以街头官僚为例

街头官僚作为基层治理场域中的一线治理主体,对其治理实践的高标准、严规范和效能化,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制度结构、组织目标、复杂环境、资源禀赋、利益考量、能力素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执行运作一定程度上无法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规范,现实中呈现为差异化执行类型。自由裁量权的治理权限和运作方式的“度”难以有效把握,容易失控异化为治理的过度执行。这一问题隐含着其他危害:在微观层面,造成街头官僚执行公信力下降;在中观层面,削弱地方政府治理权威;在宏观层面,影响国家认同。因此,应通过合理举措使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转向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既要保障执行权的自主效能,又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规约控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基于山东X村与广东Z村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山东和广东的两个案例,依照“资源—规则—治理效能”分析框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于股权结构、经营参与、利益分配形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治理规则,进而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其中,以集体主导的股权结构、劳动过程式参与以及公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激活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带来了乡村治理的公平效率兼顾。而以个人主导的股权结构、股东监管式参与以及共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则强化了集体经济的经济属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导致乡村治理有公平却缺乏效率。治理规则是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的重要中间变量;构建公平效率兼顾的具有公共性的治理规则,是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元价值目标的关键。     

关联与通达:“一带一路”助推中国国际认同研究

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与各国展开密切的经济合作,还需要提升中国国际认同以获得政治和社会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中国国家认同的主障碍是长久以来利益博弈造成的思想冲突、偏见和误解,集中表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重返古"朝贡体系"和新"马歇尔计划"的忧虑;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对力量失衡引起的秩序重构及对中国崛起的不满与焦虑;跨文明交流引发的文化冲突等。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野和理性工具,创造性地发挥中国先进意识形态的服务性功能、防御性功能和建设性功能,构建人类利益责任命运文化共同体。这不仅能够促使"一带一路"建设达成经济目标和助推中国国际认同,又能实现其推动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价值指向。     

新时代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多维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是彰显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课题。本文探讨新时代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多维路径,提出强化政治认同是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根本;畅通谏言协商机制是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重点;完善吸纳整合功能是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关键。     

对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几点思考

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稳定。各种社会思潮的侵占、社会体制转型的诸多矛盾、市场利益的分配不均,致使大学生政治认同呈现紊乱、式微、冷漠态势。基于以全球视野增强政治认知、以对话沟通培养政治情感、以价值理性鼓励政治参与的原则,可通过强化意识形态指引,在"知""行"中凸显主流价值观的优越性;树立"理性社会问题观",诠释体制转型中的"中国智慧";确证学生自我价值,构建整体性政治认同教育等路径来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特性、失范与改进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现实政治认同在互联网时代的特殊表现形式,是现实政治认同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基于网络展开的政治身份识别、信息共享和政治行为趋同的共识认同,是受政治心理影响、政治文化引导、政治结构形塑的合力认同,是感知和行为相统一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认同。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具有稳定性和流变性、聚合性和分散性、现实性和虚拟性、重叠性和交织性、平等性和碎片性的特点。网络空间政治认同面临政治认同稳定难以维持,政治认同主流空间受到挤压,网络空间舆论处理不当和西方国家消解我国政治认同的危机;存在政治参与呈增长趋势与"数字鸿沟"增大,网络政治的公开化与"小圈子"化,政治认同提升与政治参与行为减少的悖论。应加强法治治理,加大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力度,优化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环境,构建网络空间政治认同。     

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理论诠释与实践图景——以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

国家认同是民众对所属国家的情感归属与赞同认可。当前中国国家认同面临国家身份意识消解、国家话语力量式微、国家形象被有意曲解等挑战,需要进一步增强国家认同。政治仪式是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具有唤醒集体记忆、彰显主流价值、呈现综合实力功能的象征性活动,政治仪式在建构国家认同中具有独特作用。仪式时空、仪式主题、仪式操演内蕴的明晰国家身份归属、强化国家话语力量、提升国家形象的价值功能,指向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本原。通过对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的实践样本分析,从特定时空唤醒改革记忆、鲜明主题凝聚改革共识、纪念大会总结改革成就等向度,揭示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实践图景。新时代,需要合理发挥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功效,合理挖掘时空资源建构集体记忆,有效提升主流价值的传播效能,充分运用仪式操演形塑国家形象,进而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     

中国政治认同困境演变路径的分类及其特征分析

政治认同困境的起源和基础是物质利益矛盾,经过"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中间环节和变量,导致以制度和价值为核心内容认同危机的产生。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起点、演变路径和环节并不相同,主要来源于三个路径:一是从物质利益矛盾的起点经过利益表达受阻的双重因素间接导致的政治认同困境;二是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导致的政治认同困境;三是部分公共权力异化直接导致民众产生的政治认同困境。不同路径产生的政治认同困境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成为不同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共同冲突源,政治认同困境正在由政治心理层面向潜在的政治冲突行为转变。     

国家认同与腐败治理：新加坡的经验及其启示

在建立和形成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针对当时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族群认同现状,新加坡通过传统重塑、公民教育、精英引导等机制建立起对新国家的认同体系,创设出崭新的核心价值体系,进而形成了包括廉洁政治精神在内的现代公民理念。在此基础上,国家认同和腐败治理构成了双向互强的关系,文化防腐和制度反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新加坡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比较视野下的“国民”概念——兼议近代国民形成的条件

"臣民"、"公民"、"市民"和"国民"这样的语言体系,是与一定政治形态相适应的人的存在形态,是对政治现实的典型反映。"臣民"既无权利意识又无国家意识,是与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绝对主义国家相适应的国家成员资格。"市民"是以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为根本、掌握了大量财富并最终与国家主权相结合的群体。公民是与近代国民国家建立后民主制度发展、与公民权、参与公共生活相联系的范畴,统合了市民、臣民和选民的三种角色,是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具有政治权利的政治成员资格。国民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范畴,具有对统一主权国家的认同,具有公民权。国民权利、国家归属和国家认同构成近代国民的三大支柱,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则是国民的内在属性。衡量近代国民形成的标志,最重要的是两个条件,一是"去地域化",二是"去奴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