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转型中的城市社区治理新趋势——以成都实践为例

我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城市社区治理正在朝向"三动三治"趋势发展和转变。居民自治更加主动的趋势、社会组织更加能动的趋势、政府与社会更加互动的趋势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多元参与的共同治理、党领导下的综合治理、制度规范的依法治理是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     

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成都实践

近年来,成都市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在组织架构、运转模式、居民参与等关键环节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形成多元化的治理格局。然而,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问题,需进一步完善。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实践探索与路径选择——以广西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决策科学性、凝聚民心。当前城市社区协商方式主要为政府引导性和社区自治性的协商民主。表现形式主要有居民代表协商议事会、社区调解委员会社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三种。目前存在政府部门对于协商民主的引导偏差导致协商民主的非民主性、参与协商主体问题、对协商民主的重视程度较低、协商程序和规则执行不严导致协商质量不高等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我们要切实发挥好党组织对社区协商民主的领导作用,提高并扩大城市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度,制定并严防形式主义机制。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行政化背反下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以富阳F街道F社区为例

本文以富阳F街道F社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对城市社区管理中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     

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以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作为扎根于社区、致力于社区建设的社区社会组织,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通过职能发挥促进能力建设、深度调研回应社区问题、议题共利引导社区力量、社区营销集结社会资源等具体实践,有效地凝聚了社区力量,解决了社区问题,能够为社区基金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学习与借鉴。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应然要义与实践路径——以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为例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加强基层党建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社区治理有效运转的必要方式。探索和完善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新时代推进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及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逻辑的相互耦合。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正面临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有待完善的组织性困境,社区治理多元力量参与有待挖掘的主体性困境,以及社区治理思路和方式有待创新的资源性困境。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应以组织增能、多元参与、资源整合为核心,实现党建工作对社区治理实践的创新引领。     

新时代成都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创新路径研究——以成都市武侯区流动人口聚居社区为例

人口流入型地区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区域,也是社会治理格局建构的先行先试区域。本文以成都市武侯区为例,对于其九金社区和南桥社区基本情况及流动人口治理的创新方向展开分析,并就其流动人口的治理模式提出了相关的思考和建议。     

营造韧性魅力社区 助力城市治理现代化

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我国经济社会前行的正常节奏,也影响了我们的惯常生活,甚至像武汉这样拥有1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也采取了封城措施,全国进入了战疫状态。回首本世纪以来,短短的20年期间地球上已经发生了SARS、MERS和这回的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三次危害性非常大的传染性疫情,频率之高令人惊异。然而我们幸运的是,这次疫情发生后,在中央统一领导部署下举国上下同舟共济、众志成城、顽强奋战,目前疫情防控已取得明显效果。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再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精神,可以预见我们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抗击疫情的完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向和战略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的核心在于建构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新时代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行动逻辑层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遵循的是整合碎片化乡村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培育乡村社会自治能力的逻辑;在实践路径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在于增强乡风文明建设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引领、政治吸纳与嵌入动员相结合的组织建设,以及民主决策与执行监督相统一的行动统筹。通过凝聚治理共识、增强治理合力,从而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     

以治理求和谐:城市社区建设的现实路径

社区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以治理求和谐,是当前我国社区建设的现实路径。以治理求和谐,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与社区和谐之间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以治理求和谐,充分考虑到我国社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创新空间;以治理求和谐,必须从内源性上培育社区公共领域,扩大公民参与,从外源性上完善社区治理结构。     

共享经济视域下的共享单车治理创新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由平台公司参与并主导,使资源从低频使用转向高频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享单车具备了共享经济的本质特征。由于单车企业、单车使用者和政府三方的核心利益诉求在共享单车运营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冲突,因此,必须加强对共享单车的监管。共享单车治理的主要思路包括:通过设定"服务标准"兼顾政府双重目标;敦促单车企业改进押金制度;加快个人信用数据库的建设、开放和使用;先期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电子围栏技术有可能成为破解共享单车乱停放难题的技术手段,但这一技术的应用需要很多配套政策协同推进。     

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路径探究

城乡社区党组织是我们党在城乡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这次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全方位的挑战和考验。文章认为要积极探索推动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的科学路径,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城乡社区治理全过程,以此加强和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社区治理创新:“三社联动”模式优化路径探讨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的最基础元素,"三社联动"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探索。明确指导思想、加强顶层设计、准确定位关系、鼓励基层创新对于深化推进"三社联动"建设具有实际意义。     

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逻辑与创新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可以理解为是乡村脆弱性的对立面、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系统韧性的组合以及乡村多种稳定性状态。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体现了秩序与发展的权力逻辑、利润与效率的资本逻辑、沟通与网络的技术逻辑、宜居与幸福的利益逻辑。针对现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脆弱性时刻影响着乡村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创新整体性治理路径、适应性治理路径、包容性治理路径、风险性治理路径、内生性治理路径,从而更好地提升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绩效。     

延安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创新及其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党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话语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与中国革命实践话语相结合、显性话语与隐性话语相结合的方法,促进了知识青年世界观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化;比较式话语帮助知识青年识别国共两党差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跟共产党走的决心;用事实说话帮助知识青年牢固树立革命自信。延安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可以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进路与制度变迁

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存在着对社区党员人文关怀不足、基层党建与居民自治脱节、党建引领共驻共建单向性、基层党组织权责不匹配等问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在需求、技术、文化素质、激励机制和资源五大方面构建党建创新制度。要以增强党的组织力为核心,以社区组织间、党员和居民间关系的调适为基础,以邻里互助、居民自治、共驻共建为重点,以构建社区复合治理为目标,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衔接,推动社区复合治理模式的生成。     

反腐语境下我国网络社区治理的公共性建构研究

十九大后,反腐被继续推进和加强,在这样的语境下,网络社区治理却呈现出三种困境。通过历史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网络社区的反腐需要规则及其意识;第二,网络社区的反腐需要公私边界分明;第三,网络社区的反腐需要语言理性。而这三个方面又是法治社会背景下网络社区公共性建设的体现。总之,在新时代下,我国网络社区需建构和执行基于公共性的网络行动规则,从而确保每一个主体的基本合法权益,营造出健康有序的网络中国。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社区党建

社区党建是在社区范围内所开展的建立党组织并开展党的工作的一种基层党建新兴领域.社区党建是伴随着我国社区的发展逐步形成确立起来的.但当前社区党建的状况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还存在着一系列的棘手问题.突破和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科学设计和谋划社区党建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