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创新与政策生态

公共政策创新是政府应对信息化、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而开展的有价值的政府行为,但政策创新的“价值”必须置于政策生态的框架下进行衡量。在政策生态视野下,政策创新研究有变量分析、过程模型、主题分析和限度分析四个角度。本文着重从主题上阐释了公共政策创新包含政策主体、政策内容、政策手段和政策过程创新四个方面,进而分析了在我国当前的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创新应有三个限度:以市场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和均衡健全的政策体系。     

试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限度的理性模型

公民参与决策的主体、方式以及限度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公民参与的结果及其有效性,进而影响到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其中参与限度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公民参与限度理性模型,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划分为四种类型.该模型表明不同参与限度与决策过程和决策产出的关系,并论证了现代社会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     

公共政策文化分析：公共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向度

公共政策文化分析是公共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向度。公共政策文化是指与特定的公共政策相关的行为主体对该项公共政策所持的倾向模式。公共政策文化具有系统性、内在性、差异性、能动性、可塑性的特点。政府是公共政策文化建设的主体,公民在政策全过程的政治参与是公共政策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公共政策主体与公共政策对象之间的文化互适和文化包容是公共政策文化建设的目标。     

公共政策伦理评价标准的演进及当代探究

公共政策伦理评价标准是对公共政策过程及其结果做出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根据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评价公共政策伦理水平的标准和原则。公共政策伦理评价标准是与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紧密联系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对当代公共政策伦理评价标准的探讨和确定,对增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有着积极意义。     

自由的限度

自由是人进行选择的权利,同时又是这种选择权利实现的过程。因此,在进行选择和实现选择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就成为自由的限度。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理限度;二是法律限度;三是伦理限度。生理限度是自由选择的底线,法律和伦理限度是自由获得和实现的上限,只有在底线和上限之间的自由,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充分认识和客观分析自由的限度,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和实现政治自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公正:现代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科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的公共政策更是在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公共政策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入手,分析了功利主义价值的利弊,并结合当代社会现实得出现代公共政策的公正价值取向以及对中国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启示。     

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功能及发展限度——执政能力的视角

发展党内民主、完善民主机制,是西方政党内部组织发展的一大趋势。同时,为应对时代变迁,西方政党内又出现了组织专业化和权力集中化的趋势,这又限制了党内民主的发展。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同时出现于西方政党内部,其实是缘于同一个目的——加强政党的政治竞争力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限度。     

论权利义务的限度

权利义务的合理范围也就是法学意义上的限度主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在权利、权力、义务之间设定必要的界限以规范其相互之间的制约和被制约、平衡和被平衡关系,权利义务的限度实际就是对权利义务的设立和运行范围的合理限定。     

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探析

正当防卫的限度必须综合考量。一是不法侵害的权益,不允许为保护微小利益而造成对方利益的更大损害;二是不法侵害的强度要分析行为的性质,这一行为对客体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轻重以及造成这种损害后果的手段、工具和打击部位等因素的统一;三是不法侵害的缓急,不法侵害越是紧迫,则防卫限度应宽松,反之,则应严格。     

法院的公共政策形成功能：比较与定位

尽管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现实地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但中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的现实方式仍然是司法解释。在对国外特别是美国和德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方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即可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院既不能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也不能以违宪审查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形成,判例是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最佳方式。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探讨

公民的政策参与是现代的公共政策的基石。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兴起以来,这种参与由公民的个体参与转变为组织性的活动。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它本身还有很多局限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主动吸取非营利组织参与政策制定。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官的权力限度

司法改革应围绕法官的权力限度而展开。诉讼的公正和法律家的特性要求法官在诉讼中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法官应把主导诉讼进程的权力交给控辩双方行使。全面参与模式并不是刑事诉讼的理想模式 ,我国的司法改革应确立法官消极中立 ,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理想格局     

公共政策:我国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文章仅从公共政策角度,揭示政府与公民、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提出公共政策应当具有合宪性。通过培育完善而成熟的市场经济,造就具有良好品质的公民。设计政府与公民真诚对话、信息公开、正当程序、公益诉讼等制度,从而制定出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合理合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政策,这将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条路径。     

公共政策的三重异化:表现、原因及治理

公共政策作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工具,存在三重异化情景:公共性困局、短视效应与工具理性的霸权。三重异化均会对公共政策本体、政策系统甚至政治系统带来不同程度的侵害,并在最终结果上带来公共利益的净损失。现实中造成公共政策异化的原因主要有:政策主体自利性驱使、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失衡、价值的错位选择等。因此,要保障公共政策系统运作质量的螺旋式上升及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巩固,必须通过培育和强化政策主体的公共精神、寻求政策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平衡及建立合理的价值甄选机制等途径来有效地治理公共政策的异化现象。     

公共政策:从政策科学到建构主义

在传统的政策科学研究纲领中,政策问题是硬核,政策过程阶段论是保护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的政策研究框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这一新的政策研究纲领中,硬核与保护带转化成为政策行动者以及政策行动者之间在系列约束条件下的互动,公共政策不再被视为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或行为,而是政策行动者可资利用实现其利益、目标和价值的载体或工具。尽管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没有为政策研究编织出一个真正标志其科学性的花环,但它确实为人们理解公共政策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窗口。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概念模型、测量与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公共性视为哲学范畴加以关注和研究,忽略了对公共性在具体政策环境中的解释和测量,这是实践中各种公共性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以Haque的公共性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由公共监督的有效性、决策参与的有效性、政策相关服务的质量等七个因子构成的公共政策公共性概念模型;结合层次分析法开发了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测量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测量体系对武汉市过江通道交通拥堵治理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概念模型及其测量体系的作用不仅在于测度和诊断,更在于对公共政策公共性思维和行动的良性引导,在公共性的抽象理念和实践领域之间构筑沟通桥梁。     

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申的公民参与问题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得以实现的一种具体形式。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面临着文化困境、制度困境、法律困境以及渠道限制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强文化建设、健全制度机制、完善法律建设、畅通参与渠道,促进民主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     

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作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属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具有实施效力的关键和保证。政策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自身的合法性。     

论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主体主要指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政治权力主体,即体制内主体。规范的政策主体应具备三种属性,即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它们共同构成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对政策系统和政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