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嵌入研究——基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考量

在全球治道变革的背景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应有之义,是弥补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理性选择。然而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制度实践主体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彼此相互嵌入。在功能替代、合法性空间拓展、关键性资源获取的逻辑驱动下,官办社会组织通过"趋同"与"模仿"的方式回应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需求,对地方政府实施制度性嵌入;民办社会组织则通过主动构建与强势政府的良好关系,对地方政府进行关系型嵌入。而地方政府则由于社会稳定目标的追求,科层控制的行为惯性以及信任土壤的严重缺失,力图通过关系型嵌入与结构性嵌入的方式对社会组织实施反向嵌入。两者间的互动嵌入行为必然导致购买场域的固化,社会组织自主性弱化和社会服务内卷化等一系列消极影响。为此,应促使政府对社会组织由单向行政控制向双方合作治理转变,积极培育双方的互信机制,增强政府合同制治理能力,健全第三方评估制度。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逻辑检视、现实考量及优化路径

政府购买杜会组织服务在全球治道革命与结社革命的共同席卷下,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矫治"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治理新选择。在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现有制度安排中,政府通过体制嵌入将社会组织纳入政府行为逻辑当中,社会组织通过"模仿"政府行为来积极回应这种体制嵌入。政府与社会的行动逻辑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凸显了加快政府职能转移、增强社会治理能力的溢出效应,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滋生了购买行为的雇主化、社会组织的异化、公共服务的内卷化等现象。调适与优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行为,应从营造制度环境、完善制度设计、健全制度支持等方面着力。     

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互联网+”背景下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监管问题研究

<正>在全面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背景之下,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成为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的有益尝试。与此同时,对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管存在着诸多挑战,诸如法规制度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完善、监管方式滞后、监管力度不足等。破解"互联网+"背景下地方政府购买服务面临的监管难题,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度,成为了政府职能转变和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冲突及其优化路径

基层条块关系主要是由上级职能部门(条条)与下级地方政府(块块)之间的关系构成。基层条块冲突的成因既有组织结构设计的内生缺陷,也有政府间职责同构、事权不清等体制机制原因所致。基层条块冲突突出体现在权责不对称、协调困境、各自为政以及管理不顺等方面。优化基层条块关系需遵循属地化管理和简政放权的原则,从职能设定、权责关系调整、财力保障、机构编制、运行机制、配套政策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系统推进,实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管理服务重心下移、权责与资源相匹配的总体目标。     

佛山禅城：以“五个一”打造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正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大力推进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改革,通过"一体指挥、一网统管、一格共治、一码通办、一号通服",探索一条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通过一体指挥,构建区、镇(街道)、村(居)、网格协同工作体系。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重点,以生态网格为底座,组建区、镇(街道)、村(居)三级社会治理机构,建立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     

政策更迭与策略应对:基层政府“反复整改”的逻辑及其治理——以A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经常面临“反复整改”困境,对这一困境生成逻辑的分析可以为改善基层治理状况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通过构建“政策更迭—策略应对”的分析框架,以秦巴山区A镇的精准扶贫实践为例,讨论上级政府政策更迭的主要表现和基层政府的应对行为,进而剖析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的内在逻辑,并提出治理路径。研究发现:上级政府政策更迭表现为政策内容的变更、政策执行尺度的变化和政策执行周期的调整,这些变化会导致政策连贯性变差,进而诱发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行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面临的时间限制、资源约束和强力问责等多重压力导致其出于生存理性考虑而主动选择策略应对行为,表现为自由裁量政策执行的内容、自主选择政策执行的尺度和折中执行来平衡各方关系;上级政府的政策更迭和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直接导致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而要超越这一困境,就需要从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三个方向上努力。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困境及道路选择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当前我国最重要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模式,它对于构建多元合作的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陷入了一系列的发展困境:态度困境、制度困境、体制困境以及技术困境。为了深入解析这些困境并提出解决方法,文章从"信任文化建设、法律法规保障、政策支持和评估体系设计"等四个要素入手,来构建完善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并据此模型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论当前农村基层权力“悬浮”的危害与解决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悬浮"问题引起理论和实践界高度关注,在综合配套改革之后,该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基层权力"悬浮"造成了基层权力消极运行、国家政策意志不能有效深达基层、基层政府动员能力和服务能力减弱、基层政府"失信"和化解社会矛盾不力等严重后果。只有通过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权力与群众自治力量的信任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间有机协调机制、加快政府转型和政府机构改革、构建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长效机制等途径才能将基层权力合理、有限和有效地深达基层。     

简政强镇:城镇化进程下的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基层政府突破当前的社会管理困境,提升管理能力。作为广东"简政强镇"改革思路的区域实践,汕头市濠江区的街道行政体制综合改革,以立法分权、强化街道社会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等措施,探索了欠发达地区增强基层政府效能的可行性路径。与此同时,改革也面临现行法规制约和改革成本压力等挑战。     

“悬浮”的项目：对基层政府策略性行为的考察

以财政为核心，项目制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基层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科层体系自上而下的控制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然而，在项目制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也会使用一些反控手段，采取策略性行为以维护自身的利益需要，这些策略性行为表现为对上级政府的指示予以服从性回应的同时，运用非正式手段运作项目，对承接项目的社会组织既支持又控制。基层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导致项目的“悬浮”，即项目的建设目标设定、内容设置、服务需求认知等都“悬浮”于公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之上，项目的建设效率得以提升，但社会服务供给效率却未能满足。基层政府策略性行为的发生，主要有模糊的政策信号及“条块”间冲突、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同构压力、双重治理逻辑间的张力、压力型体制下多目标的工作环境、非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等因素的推动。     

论我国服务型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

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必须首先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相对于中央政府"调控——服务型"的职能定位而言,地方政府职能的服务性更加突出,因此服务型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应是"公共服务型"。具体体现为:服务型地方政府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市场运行的监管者、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资源环境的保护者、社会公平的保障者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者。     

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以广东省顺德区容桂街道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正在逐年加剧。出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探索新的解决机制,并形成了丰富的改革经验。本文着力探讨地方政府改革得以持续的动力机制。与既有的"自上而下改革模式"和"自下而上改革模式"不同,顺德区容桂街道"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表明,"上级驱动"、"基层推动"、"主体主动"是地方政府改革得以持续的原因,唯有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支持与配合才能提升地方政府改革的成效。我们认为,对容桂街道改革动力机制的分析可以为如何强化地方政府改革效果提供某种思路。虽说容桂街道"简政强镇"事权改革得以持续与地区非制度性因素有关,不能照搬到其他欠发达地区。但是这一改革仍然给省内其他县市,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地方政府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示范作用。     

关于构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平台的思考

构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平台,为社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最好体现,也是其不可让渡的基本职责。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进行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培育社区公共服务准市场机制、完善政府与社会社团以及居民互动机制、完善社区管理协调机制、构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供给与监督机制等制度创新,实现对服务模式、服务体制的整体重构,确保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确保各类主体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参与,确保社区公共服务机制运行的以人为本和效益最大化。     

面向基层建设便民服务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綦江区永新镇大力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积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着力构建以镇便民服务中心为主体,在5个老乡场设流动便民服务站、在33个村(社区)设立便民服务代办点的"1+5+33"三级便民服务体系,构建全天候、立体式的便民服务网络,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机关.     

嵌入性视角下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双重角色与行为逻辑——以S市Y事件为例

邻避问题伴随着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在各地不断涌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的发展。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地方政府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忽视了邻避事件中社区方、项目承建方等其他重要行为主体对邻避问题治理的影响。作为居民邻避诉求的一线处理主体,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社区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基层准行政组织"的双重角色属性要求其在邻避问题治理中,要同时应对社区居民的邻避诉求和上级政府的维稳压力,这制约着社区居委会参与邻避问题治理的效力。研究以S市地铁修建引发的Y事件为实证案例,从嵌入性视角对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参与行为进行解释,发现社会网络嵌入影响着居委会在邻避事件不同阶段的角色选择和参与策略。为了进一步发挥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将社会网络嵌入保持在适当强度,推动社会网络嵌入由"单向度"向"双向度"转变,构建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在邻避问题治理机制中的"协作"关系,促进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发展。     

张德轩委员——应转变我省乡镇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乡镇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最基层的行政机关,是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权基础,其职能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基层政权的稳定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直接关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但当前我省乡镇政府职能发挥普遍面临体制困境、财力困境、权力困境、人力困境等.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总体方向,应是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两大职能,为辖区居民提供服务.     

论乡(镇)村组织开发资源职能手段

乡（镇）政府是我国行政体系中的基层政权组织，肩负着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决议命令，统筹管理辖区内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任；乡（镇）党委是农业发展的领导核心，对基层政权实现政治领导。而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一方面以村民居住自然区域为单元，协调管理村内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在乡（镇）政府和村民之间，上下沟通，传达贯彻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向乡（镇）政府反映村民的建议、意见和要求，支持和组织村民开发资源，发展生产。村党支部是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战斗保垒，…     

城市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规范化研究

当前,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设施建设、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规范化问题。问题的背后是体制性问题:一是行政体系内部的"条块"问题,二是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问题。城市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出现了两种模式:职能专一、主管部门单一的基层公共服务组织(如街道医疗服务中心),采取社会化模式——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职能交叉、主管部门多头的基层公共服务组织(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采取行政整合模式——行政体系内部职能整合。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管理运行的规范化,需要在行政整合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社会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