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分析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提出了旨在制衡中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该战略中,美国高度重视传统盟友澳大利亚的价值与作用,将其视为重要战略支点。对此,澳大利亚则做出了积极回应,明确表示坚定地支持该战略,并在军事、外交、经济三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予以全力配合。澳大利亚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了一个"坚定的支持者"的角色。     

奥巴马政府国家反恐战略评析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积极调整美国的反恐战略,降低反恐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相对地位。面临国内外困境和反恐新形势,在反思美国十年反恐战争、加深理解恐怖主义的基础上,其反恐战略对反恐的性质、框架和路径等进行重新定位,摒弃了"全球反恐战争"模式,"退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场,反恐重心回归美国本土,放弃对军事手段的"路径依赖",转向威慑性防御态势。奥巴马政府的反恐实践表明,其以"退出"为标志的反恐战略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并未能根除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的反恐战略仍面临诸多挑战。     

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探析

奥巴马政府称其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为"接触"与"施压"相结合的双轨政策。"战略忍耐"政策是奥巴马主义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奥巴马的核心外交原则。奥巴马政府并未将朝核问题视为优先考虑的外交议题,而是依靠制裁和多边外交,在问题出现时慎用武力、管理危机,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却无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过去六年,美国对朝"施压"多于"接触",朝核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朝鲜的核能力反而日益增强,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必须扭转美国在美朝互动中长期被动反应的局面,将消极的对朝"战略忍耐"转变为积极的对朝"战略塑造",才能走出对朝政策的困境。     

和平与反恐：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面临的双重挑战

反恐优先与和平进程边缘化之间的恶性互动，构成了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沉重遗产。因此，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反恐之间的兼容、平衡关系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在宏观战略层面，其关键在于美国能否重塑中东的地区战略环境。具体说来，中东和平进程能否取得进展，关键取决于美国能否改变长期偏袒以色列的僵化战略，能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哈马斯融入中东和平进程，能否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使叙利亚成为中东和平进程和地区安全的建设性角色。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需要对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全面调整，确保伊拉克局势不会再度恶化，加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同时避免陷入新的战争泥潭。此外，伊朗核问题成为美国在中东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伊朗问题，才能配合中东和平进程与反恐战略，实现反恐与和平的兼容。     

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

2008年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为此,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国际经济战略来捍卫美国的经济霸权.这些战略包括:在全球层面支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通过寻求多边方式特别是借助新兴国家的力量,共同稳定全球经济；在区域层面则通过各种新的制度设计,更加积极地介入区域经济整合,加强其与经济对手的竞争能力；在单边层面则通过定量宽松政策对外转嫁危机,通过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保护国内产业,加强能源自给来重振国内制造业.这些战略措施与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相互配合,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经济霸权的颓势,但却阻遏了美国经济出现骤然的衰落.在下一个四年任期里,奥巴马政府将会进一步动用各种外交资源来保卫其经济霸权地位,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将进一步从安全转向经济.以经济为中心、一切服务于国内经济复苏,将成为奥巴马政府总体国际战略的显著特点,也将导致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利己主义色彩更加浓厚.     

利比亚战争折射出的奥巴马政府军事战略转向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军事战略出现一些转向。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从“先发制人”转向外交接触、经济政策和军事力量的综合运用。在战略手段上,从单边主义转向多边协调与合作,强调国际社会共同承担维护国际安全的责任。奥巴马政府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表现印证了上述军事战略的转向。美国国内经济形势、奥巴马的形象策略和民主党的外交传统是奥巴马政府军事战略发生转向的原因。但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和向外扩展民主的长期目标并没有改变。     

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调整之前遏制中国的政策,开始实行对华接触以共同应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这一战略历经反复曲折而最终在90年代末定型。美国接触战略的重要内容是"经济接触",即通过大力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促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奥巴马政府时期,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的经济接触增加了一些"经济防范"的因素,但总体而言其接触的方向没有变化。从2015年开始,美国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其核心论题就是美国的接触政策是否已然失败。2017年底,美国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随后中美在2018年爆发了空前的"贸易战"并持续至今,这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美国经济接触的终结,新的"经济竞争"态势拉开序幕,标志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型。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因而经济接触的终结和经济竞争的开始和演进,将会深刻改变中美双边关系乃至整个全球秩序。     

中国军控的新挑战与新议程

当前国际核军控出现积极复苏和发展态势,这与奥巴马政府在核政策与军控战略方面的调整密切相关。分析美国主导的国际核军控发展趋势发现,美国只在自身最关切的议题上积极推进,在约束其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等问题上却消极对待。文章分析了国际核军控不平衡发展的症结所在,以及新形势下中国军控面临的挑战。美国主导的路线无法使国际军控真正走向深入,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全面、平衡的军控战略;为此,中国应该积极提出自己的军控新议程,为寻求国际核军控的正确之路作出贡献。     

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调整评析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美国的安全战略逐步做出调整,主要包括重视国际制度、修复联盟体系、重新评估大国关系、重视外交手段的使用、提倡无核安全等方面,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实力,重振美国霸权。奥巴马政府的安全战略调整具有内在矛盾性,如在加强对话的同时强化美国价值观;在重视外交手段的同时为武力使用留下很大空间;在尊重国际组织的同时坚持保留美国自由行动的权力。奥巴马政府的新安全战略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可以利用美国重估大国关系的机会发展更为友善的中美关系。但从现实中来看,由于美国始终坚持全球霸权战略,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所带来的安全效应仍未完全显现出来,使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试析奥巴马政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变化及其原因

面对反恐战争的烂摊子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奥巴马政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交政策一如其在总统选举提出的“变革”旗号，在继承前任政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2009年奥巴马在加纳议会的演讲将美非关系重新定义为“基于共同承担责任和相互尊重基础”的伙伴关系，并确立了对非合作重点领域。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时首次出台“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在非洲的核心利益并调整了对非合作重点领域。奥巴马当选连任后即对非洲三国进行访问，体现了非洲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总体地位有所提高。其原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安全、经济和国际竞争层面对美国的重要性上升所致。     

数字空间的认知、竞争与合作——中美战略关系框架下的网络安全关系

自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以来,以“黑客袭击”与“信息自由流动”为标签的网络安全政策,逐渐成为美国战略框架中的新问题。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随着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调整,所谓应对来自“中国黑客威胁”日益影响中美战略互信。美国信息安全战略的调整、“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以及国务卿希拉里推进“互联网自由”的讲话,都表明网络安全关系正在成为影响中美战略关系框架的重要变量。     

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与美国大战略

自由国际主义是从二战至冷战结束期间指导美国大战略的重要思想。冷战结束之后,作为美国大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是否趋于衰落?本文首先对近年来美国战略学界有关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兴衰这一问题的讨论进行评析,并以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为案例展开具体分析。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提供的目标是恒定的,但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具体的政策路径则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摇摆。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可被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变体,其偏离更多地体现在路径的选择而不是目标上。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则呈现出向多边主义也即自由国际主义传统政策路径回归的趋势。而这种回归会否助长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回潮,尚待进一步观察。     

美国“重返亚洲”对东亚合作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并未从本质上改变美国的东亚战略,改变的只是政策手段,这些政策手段对东亚的多边和双边合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多边合作方面,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加入东亚峰会的行动,实际上解构了东亚合作进程,大幅降低了东亚合作的前进动力;在双边合作方面,美国充分利用东亚安全关系中的裂痕,加强与东亚盟国和合作伙伴的军事关系。这些策略有效地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即防止东亚一体化深入发展,限制东亚大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持美国霸权地位。     

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推手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制定与实施团队”（简称“战略团队”）在其亚太政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个战略团队所推动的政策转型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通过案例研究梳理了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施《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从而实现其外交安全格局“华丽转身”的政策制定过程。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团队对这次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核心力量就是当时的美国亚太政策“三驾马车”——约瑟夫·奈、傅高义和库尔特·坎贝尔。这一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转型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包括：它成功地阻止了日本漂离美国的趋势;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次战略转型既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增加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美国战略团队举足轻重的推手作用是值得所有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和相关人士高度重视的。     

试析奥巴马政府的军事太空战略

奥巴马政府的军事太空战略将目标继续定位于有效控制太空、充分利用太空赋能作用,针对现实作战打击对象与战略防范对象,重点发展实战型军事太空力量,主要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行动.相较于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具有跨域协同、积极防御、重视盟国作用等特点.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战略的“中国针对性”将更加明显,军事太空力量发展将更为谨慎,防御性太空控制作战将趋向常态化,我们无法排除美国实施天对地打击的可能性以及太空作战“先发制人”的可能性.     

“斯诺登事件”与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调整

自从斯诺登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以"棱镜"项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秘密监控行为以来,很多国家对美国的监控行为进行谴责,要求美国做出解释并道歉。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奥巴马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新树立自己在网络空间的道德形象,挽回由于斯诺登泄密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情报部门的监控阴影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美国网络安全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斯诺登事件"促使更多国家支持互联网主权化,网络地缘政治倾向也日益明显。     

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变革——以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为背景

对外援助作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工具,其政策演进受制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全球安全环境新趋势和新挑战的研判,奥巴马政府把“巧实力”作为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美国进一步提升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新的援助倡议,加强在援助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跨机构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对外援助的战略功能.美国对外援助存在目标分散、机构众多、项目庞杂等问题,这些是其有效发挥战略功能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在现有援助架构下,难以得到有效改观.     

奥巴马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剖析

美国2010年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反映奥巴马政府核战略思想的重要文件。奥巴马上台后，试图在“无核武器世界”理念下，推动根本改变美国长期以来施行的核战略。但这引起了各方争论，遇到了很大阻力。最终，形成了一个融合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妥协、折中的报告。透过报告及其酝酿阶段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争论，我们不仅可以全面、清晰地认识奥巴马政府的核战略，更可以看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正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中，这份规划美国未来5—10年核政策、核力量发展、核力量运用以及核军备控制政策的报告，留下了奥巴马理想主义倾向“欲进不能、欲退不甘”的痕迹。     

析美国《网络空间可信身份国家战略》

《网络空间可信身份国家战略》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发布的第一份关于网络空间的战略文件。战略旨在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身份生态系统,从而保护用户隐私、降低网络交易成本、提高安全性。该战略最大的特点是私营机构主导、强调自愿参与、注重隐私保护,使其与网络实名制存在本质区别。一旦该身份生态系统建成,不仅能为美国公民、私营机构和政府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可靠、便利快捷的在线环境,还能促进美国信息技术创新,为美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美国也将在掌握网络空间规则制定权方面更进一步,为其谋求网络空间主导权奠定良好基础。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