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研究:以语言游戏为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很多领域都产生过并仍在产生着重大影响,这次语言转向使人们更加意识到语言具有一定的本体地位,具有行事功能和社会功能,同时产生意义的主体间性。另一方面,语言在国际关系的很多理论中被简约掉,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也相对比较迟缓,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本文主要以语言游戏为例,从规则的建立、遵守和转变来分析语言转向对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建构规则,规则塑造语境,语境决定意义、意义限制行为,而语言在整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现实主义者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都曾广泛使用博弈方法支持自己有关国际冲突与合作的观点,前者认为参与博弈的国家通常关注相对收益从而导致国际合作的悲观前景,后者认为参与博弈的国家通常关注绝对收益从而导致国际合作的乐观前景。无疑,以上两种分析为二战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良好的解释思路,也对其产生不同的影响。不过,这种立足于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博弈方法在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解释或影响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末语言进入国际关系理论以来，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入。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下，学者们主要从言语行为、规则、规范、话语以及表象力等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行动，能够建构意义，产生话语，进而影响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的理论回顾和梳理，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该理论的研究范畴，更好地理解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诸多现象。     

沟通行动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属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基于人类解放的认知旨趣,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产生了不仅注重批判,更加注重建设的建构主义理论。应用沟通行动理论研究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建构主义的特色,这种以理解具体行动意义为目的的阐释学方法不同于美国建构主义对行为的实证研究。沟通行动的应用研究解决了结构与行为体互构机制的难题,避免了建构主义经验研究中的结构偏向,使行为体的施动性重回研究视野,奠定了规范内化的微观基础,从而回归了建构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国际文化的制度化,国际制度的合法化以及国家的社会化都离不开国家间的沟通行动。另外,国际关系中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的存在也使得国家间沟通行动成为可能。但是,虽然沟通行动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科学传统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但是对于国际体系中的突现现象,仍无法予以有力的解释,这也显示了沟通行动理论应用研究的局限性。     

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一种基于国际制度理论的法理构建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产生于两个不同社会的不同法律体系,普通法理学关于法律一词的定义常不能用于国际法。国际法学者很少是法学理论家,而法理学家也很少熟悉国际法。对国际法学科而言,法理研究长期缺位。国际关系学是国际法学的基础,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视角加以考察,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法律属性的国际规则,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制度,是将部分国际制度法律化的结果。这种法律属性是近代欧洲在摆脱中世纪宗教权威进入世俗社会后,通过引入罗马法的基本法律理念和技术,模仿国内法的应用体系,借用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优势以实现国家在无政府社会中对秩序需求的产物。国际法作为国际制度的特殊部分,在一般意义上适用于国际制度研究的理论成果。国际法存在的实证法和自然法两大传统与国际制度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两大路径存在基本的对应关系,法之理在法之外,国际制度研究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国际法的起源、形式、实施和变迁等法理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

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充斥着主义无用、理论终结和学科衰落的论调,这是对理论创新动力、周期和模式的认识偏差所致,也受到大辩论学科史叙事方式的误导。国际关系学科尽管看似缺乏重大理论创新,假设检验式研究占据主导,但一批理论工作者仍在尝试探讨地方性知识、构建中层理论、寻求理论综合与对话、进行跨学科借鉴,这些努力为未来的理论创造和进步提供了支撑。为了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应该区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充分发掘社会科学的条件性,通过解决既有理论的缺陷并探索它们之间的兼容性来寻求理论突破的空间。     

形式模型与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讨论了形式模型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认为形式模型对国际关系研究能够产生助益,这主要体现在:通过明晰理论假设,使人们对结论的适用范围有清楚的认识;使研究人员能够对研究对象中涉及的机制进行清晰可靠的分析;通过模型序列,促进知识的积累;避免研究过程中的反复重新论证等等。在此基础上,本文沿着理性选择、集体选择和博弈论的发展线索对形式模型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进行了讨论。     

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

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至少包含了该学科的研究主题和发展主线这两个因素。在过去30年里,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主题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推动知识生产并构成学科发展的主线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派体系理论的学理论战。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合作研究的力度加大、社会学理论影响的增强和人文意识的加重等特征,但以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重心的现象并没有减弱。     

因果关系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以寻求本研究领域的因果关系为终极目标。因果关系分析不仅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一种理论建构的模型,同时也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因果关系对于理论的建构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存在着排斥感性与社会性、忽视主体间性和拒绝分析过程等不足之处。     

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马丁·怀特之经典文本解读

《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一文，真正探讨的问题并非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被一种精神和智力上的贫困所标志。把国际关系理论界定为一种对国际政治进行沉思的传统，通过揭示主权国家造成的智识上的偏见和进步观念，是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精神和智力贫困的原因，怀特表达了他对一种狭隘的现实主义眼界的不满，对抽象的科学主义思维的抵制以及对一种深邃的历史感的热切呼唤。     

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争鸣——“过程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发表的《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一文,因其理论建树和原创性思考在国际关系学界激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过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     

事实与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哲学反思

国际关系研究对象作为社会事实，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具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另一方面则有不可以观察的内在意义。对于前者，人们需要而且必须进行实证性研究，对于后者，人们需要而且只能进行诠释性研究。与这两者相对应，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提出解释规律的理论，也需要提出解释意义的理论。现在的各种主流理论，尽管都有合理的逻辑与现实意义，但从哲学角度来讲，它们的争论却没有意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准确的预测，而在于指出需要关注的方向与因素，以及事态发展的可能变化范围。无论从学理角度，还是从外交决策角度来看，这一点都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所在。     

国际关系理论中情感研究的必要性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聂文娟在《国际论坛》2011年第1期发表的《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一文中指出,国际关系学者一直以来并未对情感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但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情感与理性、情感与身份以及情感与规范都逐渐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角色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议程

近十余年来,角色理论出现系统性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重要增长点。角色概念起源于舞台剧,后进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外交政策分析。冷战后,角色理论经历了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符号互动主义的转向,逐步形成以角色为内核,以角色观念、角色预期、角色扮演为主要概念,以角色变化与社会化、角色冲突与战略决策、角色调整与体系演变等为主要议程,跨越安全研究、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国际秩序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复合理论体系。角色理论的大发展得益于它将行为体—结构的有效关联与互动置于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体系研究的核心。借助戏剧化隐喻,角色理论探究国际国内情境是如何塑造国家角色观念、进而影响外交政策的,以及国家角色观念、国际行为体和国际体系是如何在互动实践中相互塑造和演变的。角色理论兼容物质与观念因素,聚焦特定情境和社会过程中的互动,进行跨层次和跨维度分析,为理解不确定世界中复杂多元的国际进程提供了有力工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关系角色理论的中国视角和中国叙事有望成为未来该理论的重要增长高地。     

基于个体建模与国际关系研究

基于个体建模是与归纳和演绎并立的第三种社会科学研究方式,它以复杂适应系统为基础,打破了社会科学研究中静态、均衡的思维定势,通过探索现象背后的基本动力将研究由实体转向过程.基于个体建模超越了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克服了建构主义的无法操作,推进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革新.     

建构主义理论的发育机理与逻辑展开——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述评

温特从社会文化视角开创性地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以社会结构为工具,强调观念分配,重视行为体的实践互动,关注国际体系文化的可变性与国际社会进化的可能性,其学术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研究框架,重新设定了国际政治的研究话语。但是由于存在理论缺陷,它也受到了广泛质疑。     

中国现代两种文化理论之比较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形态的理论。它们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因而在内容和特点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作为同一理论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又在指导思想、发展历程及产生的作用方面存在着历史的联系。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

李巍撰写《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兼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305））》（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9期）一文，对王选舟主编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以下简称《研究》）一书作了较为深入的评价，认为《研究》一书所展现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成就固然振奋人心，但是该书所揭示的很多问题更加发人深省。仔细盘点中国过去十年所存在的问题恐怕比总结成就更具有建设性。他在文中提出，     

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

本文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创新的视角下讨论东亚秩序研究的发展及其价值。区域概念及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驱动力显示,东亚秩序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既是国际关系学界寻找理论创新点的需要,也是在中国崛起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产物。进而,本文展现了近年来中国学界在东亚秩序领域的研究脉络和进展。选取的视角包括四个议题:思想和历史维度的跨学科关怀、来自古代东亚秩序的反思及一般启示、对于东亚体系和东亚秩序性质的讨论,以及传统"区域主义"视角在东亚合作中的适用及其局限。这些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体现出中国学者逐渐从忠实追随到开始认真反思以欧洲为模本的地区秩序研究范式,尝试走出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思维定式的趋势。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联盟制衡等经典西方国际关系假说的批判性思考,引导出地区秩序研究在中国和东亚国际关系土壤中可能萌发的理论生长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已然意识到其对于学科的创新价值。在此环境下,立足自身的历史和困惑揭示中国与东亚及世界的关系,是中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实现平等对话的基础和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