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公法根源——基于对湖南“郴州事件”的考察

认清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根源有利于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政府与公民关系失衡的表现，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根源在于基本权利口号化、政府行为自利化和刑事犯罪工具化。     

“经济人假设”视角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基于“经济人假设”为视角，以“靖西事件”为个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政府、企业和民众）。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至上，忽略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责任缺失；民众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民众信息不对称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政府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企业加强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健全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完善处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立法是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及成因

群体性事件应该从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矛盾的角度进行分类。根据群体性事件的最初起因,可分为由间接的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引致的群体性事件和由直接的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可把这两类性质的群体性事件中主要的、带有典型或普遍意义的事件按发生地归纳为三类：乡村群体性事件、城市群体性事件、城乡结合部群体性事件。     

暴力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基于对十起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近年来,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体事件频发。通过对十大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背后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事件表面来看,环境冲突是污染企业与受害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深层来看,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体性事件是政府奉行GDP至上与科学发展观冲突的结果,是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落后于当前严峻环境形势的结果。目前,暴力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关键在于政府。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权利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起因、现状和对策

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增长，现有公民权利保障机制难以使全社会相信其能发挥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和网络的兴起为公民保障自身权利带来了契机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兴起的根本原因。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呈发展趋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为此，政府需加强传统公民权利维护机制建设，利用网络保障公民权利，塑造公民对政府维护其权利的信任。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与供给时,可能会通过体制外的集体性方式给政府增加压力,这是群体性事件衍生的内在逻辑。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能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社会空间、法律空间和自养空间缺乏的问题,因此,为了能更有效地发挥其自身具有的作用,应该相应地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治理,营造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法制环境,不断加强自身的内部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环境群体性事件基本都是长期积累或者是政府盲目招商引资,引进来的高污染企业造成环境污染,令群众不满而形成的。加上群众的维权时常得不到保障,于是采取极端的方式寻找问题的解决。应该正确认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产生原因,充分重视和积极加以预防,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纵深推进,社会群体利益日益分化和冲突,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法治维权诉求往往不能够通过有效途径实现,使得各地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基层政府作为有效预防和稳妥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应对者,其应对是否及时和治理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群体性事件演变的方向。研究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对提升基层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减少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为重要。     

论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的媒体应对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以及激烈程度有增无减，基层政府如果采用传统“新闻封锁”的应对办法，只能使事态升级，造成更大的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损失。文章分析了基层政府长期“新闻封锁”带来的负面后果，从新闻发布时间、方式、预警机制的建立方面指出部分基层政府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前国家高层领导人对各级政府应对媒体的要求提出相应的对策。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时期各种矛盾问题的综合反映,对我国的社会治安环境产生了严峻的挑战。"湖北石首事件"代表性地揭示了众多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特点和引发原因,可以从提高公民法制意识、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增加政务信息公开和建立官员问责制四个方面寻求事件的解决方法,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从而减少该类事件的发生,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功构建。     

政府回应性视域中环境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对策

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环境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政府回应性的视角来分析,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和逐年递增,与地方政府未做好职能性回应,政府前瞻性回应欠缺、责任性回应不到位等有关。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无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地方政府应避免被动回应的局限性,负责任地主动回应,通过加强政府不同层面的回应性建设来应对并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学分析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有:从众心理是群体性事件中最突出的心理行为,责任分散效应强化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流瀑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要培养公民正确行使公民权利的习惯,提高社会组织和机构自我管理的能力,重视科学疏导群体心理能力建设,加强社会的法治保障。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为主要矛盾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防治:理论阐释与策略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农民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环境利益的"集合行动"。斯梅尔赛价值累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其实质是各方利益价值累加的过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环评专家、媒体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互动博弈,推动着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通过优良的环境供给、提升公众认知、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合理引导行动和加强危机现场应急处置等策略,形成指向更为精细化的多中心合作模式,从而达到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善治目标。     

公安机关引导下的集会游行示威：一种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新思路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而维权几乎成了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目的。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以集群的方式表达某种诉求或者意见,其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对群体性事件处置采用弹压模式,不仅容易造成矛盾升级激化,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使得矛盾和负面情绪积压。对此,我们可以改变思路,由公安机关引导公民进行集会游行示威,为公民维权和表达意见打开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节约处置的成本。     

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社会学涵义

群体性治安事件是社会管理部门的工作术语 ,指的是“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 ,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为了对群体性治安事件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 ,有必要对群体性治安事件进行社会学探讨。群体性治安事件是一种适应性社会行动 ,是一类违法的集合行动 ,是可以进行规范的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现象。     

善治视角下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的公共危机决策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宁波PX项目事件的分析

近些年来,因环境风险所产生的群体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在我国日趋显著。由于政府对污名化项目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不高,民众缺乏合法顺畅有序的表达渠道,非政府组织缺乏应有的担当等原因,政府在处理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通过对宁波镇海PX项目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的回顾分析,来实现公共危机决策的善治,让决策体现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与有效等善治要求,是当前处理污名化群体性环境事件,应对决策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