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漫谈

“法治”（Ruleof Law）是什么？古今中外，概莫一是。中文“法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外辩。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别用“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来概括儒、法两家的主张。     

中国古代的乐与法

在中国古代,乐本身也是一种法,而且是一种“根本大法”。乐与中国古代另一“根本大法”礼属于并列、交叉关系。此二者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工具。以乐治国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最富特色的治国方略。     

什么是良法

广义的良法是指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或推进作用的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具有真、善、美之品格的法。“真”是指法的内容的合规律性;“善”是指法的价值的合目的性;“美”是指法的形式的合科学性。依法治国,应是依良法治国。     

张琇兄弟复仇杀人案

唐代对于民间复仇,仍然承继着传统法律中对此问题的两难处境。从实质上而言,复仇问题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礼”与“法”之间的冲突。“礼”与“法”是中国古代治国的两种手段,帝王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礼与法的和谐,可是礼与法毕竟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两者在具体个案中导致     

论依法治国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反映全国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针。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也是一项重大理论突破。我们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在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依法治国是一个古老而引入注目的课题，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志士仁人追求的治国安邦的理想。我国法学界，一般以《管子·明法》中所说的“以法治国”①作为最早的历史渊源。翻开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对“法治”这一事关治国方略的大事，有过…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与法制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人治加群治”的治国方略 ,实质上是“人治底下的群治” ,是人治的当代形态 ,收效甚微 ,负面作用为主 ,乃至某种程度上造成国无宁日 ,以一场浩劫告终。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路线 ,实行“三有利”原则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和功利主义法价值观 ,为使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开辟了道路。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不可能完全摆脱人治的痕迹 ,给其后继者留下了继续革故鼎新的空间。     

史海探幽《管子》执法思想刍议

《管子》提出了系统的“以法治国”理论。以法治国，立法是前提和基础，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有了法，如何正确地施行，不仅事关百姓的权利，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管子》在执法方面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内容丰富，系统完整。本文从执法理念、执法方式和监督机制方面，阐述《管子》的执法思想，探究其合理可鉴的价值。     

依法治国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法律文化的历史既悠久而又丰富多彩。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法家学派提出的“以法治国”思想以及体现在制度上的“援法断罪”、“罪刑法定”,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依然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无愧为世界法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处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时刻,先进的思想家为了摆脱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噩运,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方案,并把它的实现与改良政治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方案在旧中国完全不具备实施的条件。     

多维度透视朱元璋“重典治国”

“重典治国”既是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亦是其司法指导思想。“重典治国”的司法实践基本上贯穿于洪武一朝。学界关于朱元璋统治时期的“重典治国”不乏研究，但其重典之故、重典之“重”、重典之人、重典之效依然值得探讨。     

“以法治国”的口号没有错

“依法办事”与“以法治国”都是一个含义,不能说其中一个正确,一个错误。以法治国的本质是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是加强执法、促进改革。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治国”中处于领导地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依据人民的授权,代表人民“治国”,在“以德治国”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实施“以德治国”,必须首先“以德治党”。     

对法家“法治”说质疑——评梁启超的一个观点

<正> 先秦法家管仲、慎到、申不害、尹文子、商鞅、韩非等人,只说过“唯治为法”、“以法治国”等话,并没有用过“法治”这个概念。他们有时虽然也把“法”和“治”连在一起用,但表达的只是用“法”来“治”理国家的意思,而不具有“法治”概念的涵义。首倡法家“法治”说的,是梁启超先生。后来有些学者也讲过法家是搞“法治”的,但寻根溯源,都源于梁启超先生。     

试谈周礼中蘊含的法

谈到中国古代夏商周时代的法律制度,人们就会想到“礼”。“礼”究意是什么了它与我国古代法有何关系?这是历年来史学界所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传统观念认为,古代法制史中,礼与法都是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政治工具,且更多地认为礼是法的一部分,起着“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我认为,在西周,上述礼与法的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周代统治者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走向新世纪的伟大举措

从法制到法治郭道晖（中国法学会教授＼忡国法学》原总编）：党的十五大把“依在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标忑着中“人治”到“法治’吁D克服“以党治国”的弊病到实行“以《治国’怕）历史性转变。它明确了人民（包括作为领导力量的共本党）是法的最高主体，这既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可防止“免权高于一切”的错误。魏宏／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博士）：v／乃I法制并不具有社会生活价值的天然界分。法制，作为法律制l尝，是口家制定和认可的人们行为规范的结构和运作体系，而法治指依法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公共…     

法大,我大?

我“大”于法,法“小”于我,以我治国,阿弥陀佛!封建特权,无法有我。可以休矣,阿弥陀佛!人民立法,以法治国。我“大”于民?阿弥陀佛l 我拿起八月一日的《中国法制报》,凝视着漫画家华君武的一幅漫画,我想到:现在仍有一些人……我“大”于民,我“大”于国,民将不民,国将不国!党“大”于法,党即是我,我“大”于法,阿弥陀佛!官“大”于法,官即是我,我“大”于法,阿弥陀佛!立法守法,以法治国,违法误国,阿弥陀佛l 一九八O年八月 过匕写刃权“大”于法,权即是我,我“大”于法,阿弥陀佛!我即是法,法即是我,法我一体,阿弥陀佛!南无封找牌权菩萨 瓶,…     

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的战略高度,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主要包括: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法治保障,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协调、系统推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坚持党的领导,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法学的品格

法学的品格是对法学是什么以及有什么用的阐释。法学是“治国之学”、“强国之学”、“权利之学”、“正义之学”。“治国之学”、“强国之学”是关于法学的价值论阐释 ;“权利之学”、“正义之学”是对法学的本体论阐释。     

检察官职业道德及其养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治国理念，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迈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我国传统治国精髓与现代治国理念相结合而得出的科学论断。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是我国“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研究检察官职业道德及养成途径，对于提升检察公信力，实现法治，具有重要意义。一、“以德治国”与法治的关系在商代甲骨文中，“德”字的原始含义是“以弓缚首，牵之以祭”，与战争有关，指以绳索牵系俘虏以归，祭祀祖先神。自周以后，在甲骨文德字下方加了一个“心”…     

论管仲的法律思想

管仲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修旧法 ,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这里的“旧法” ,指旧礼法制度 ,既包括礼 ,也包括法。“业” ,即改造创新的意思。这是管仲在齐国进行内政改革的指导思想。管仲的法律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西周时期 ,经过周公制礼 ,使礼上升为国法 ,成为奴隶社会两种法律规范形式之一 ,起着法的作用。姜尚建齐治齐 ,坚持“以礼治国”的思想传统。管仲任齐相之后 ,继承了这一传统 ,非常重视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他在《管子·牧民》篇中说 :“国有四维 :一维绝则倾 ,二维绝则危 ,三维绝则…     

论“法治”与“德治”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江泽民同志鲜明地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治国目标。新世纪伊始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明确提出 ,在依法治国的同时 ,要以德治国 ,法治与德治二者不可偏废。在建党 80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 ,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 ,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把以德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 ,使之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治国理论的新发展 ,是对我们党的治国方略的进一步完善 ,其意义重大而深远。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