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域探析我国公民的住宅权

住宅权,是联合国人权宣言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居民住宅权问题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住宅权是西方人权观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域下的住宅权却有着不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下的住宅权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力图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角度来对我国居民的住宅权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政治认同的张力与流变

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权力与权利博弈的演进史。权力与权利的变量既是社会矛盾引发与化解的根本滥觞,也是政治认同考察的核心义理。动态的社会结构场景,引发公权力与私权利不同的排列组合,亦导向政治认同的张力与流变。当公权力僭越与私权利消蚀时,政治认同呈现以权力的伸张为鹄的强力化叙事;当公权力异化与私权利张扬时,政治认同在"我乐故我在"的喧嚣中呈现私密化取向;公权力的制衡与私权利的正当,是政治认同理性化生长的生态逻辑。     

社会公权力诉讼的制度建构

转型期社会公权力日益成熟,并可能危及公民权利。社会公权力既不同于国家公权力,也不同于公民权利。社会公权力诉讼存在制度障碍,需要新的制度建构方能对社会公权力加以有效的司法规制。     

我国公权力法治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权力法治化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这表现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颁布实施了一大批制约公权力的法律法规,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与此同时,我国在公权力法治化方面仍然面临不少问题,这表现为约束公权力的法制尚不够健全,权力设置结构上不够科学,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程度偏低,公权力行使者的道德法律意识薄弱。进一步提升公权力的法治化水平,需要通过立法完善权力运行规则,健全行政司法机关的任人育人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     

政府公权力异化的微观经济机理研究

公权力问题是吏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公权力异化的预防和治理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微观机理探讨公权力异化的成因,以此为基础构建公权力治理的多种途径,对于当代中国吏治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股东查阅权的保障与限制

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核心内容,也是股东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公司法》对查阅权做出了规定,但对于股东查阅权的行使范围、主体要件、行使程序、法律责任及司法救济程序等问题缺乏必要的规定,很多细则还有待完善。应该明确有关股东查阅权的具体规范,增加必要限制,并设置有效的救济途径,更好地保障股东查阅权的行使。     

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的制度伦理向度

公权力异化与腐败是权力滥用的两面,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也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虽然人们普遍强调从教育、制度和监督的综合治理模式入手来解决公权力异化与腐败问题,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则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论平等就业权的限制

平等就业权与其他权利一样,也是有条件的和受限制的,且世界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对平等就业权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对平等就业权限制的各种类型进行分析,可发现所有对平等就业权的合理限制都有其基本限度,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种限制一旦违背了这些原则,就会超出其基本限度所划定的范围,从而失去其合理性,并造成对就业者合法权利的侵害。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的公权力规制

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规制政府公权力方面有长足进步,这主要体现在:重塑立法理念,寻求公私权益平衡;提升立法技术,引导政府角色归位;完善制度设计,强化监督制约力度;严格征补程序,明确政府违法责任。落实新条例,进一步规制政府公权力,需要进一步细化征收权行使主体及征收实施主体,通过地方立法确定立法机关对征收权的监督,建立和完善司法机关对征收监督的配套规定,进一步规范社会公众对征收权的监督。     

坚持群众路线保障公权力阳光运行的反腐策略

在各种腐败中,\"权钱色\"交易是共性,其中\"公权力\"是腐败滋生的中心要素。公权力腐败和异化主要表现在特权、专权、滥权、霸权、越权等方面。随着反腐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也推陈出新,如\"双面、两手\"干部,集体腐败和联手腐败,特权腐败隐性化和扩大化,公权力与资本联姻等。针对公权力腐败特征和发展趋势,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保障公权力阳光运行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保证公权力阳光运行,关键在于把握好\"用好公权力、借重公约力、提升公信力\"三个环节。其中,用好公权力是基础:要明确职权,依法行政,保障民权;借重公约力是保障:要约束监督,疏通渠道,顺应民意;提升公信力是目标:要取信于民,民生至上,凝聚民心。最终实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论公共权力、公共管理与有效政府的范式界定

当前世界各国都迫切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政府该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使这一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本文从公共权力的视角入手,通过对公共权力基本内涵的分析,界定了"有效政府"的范式,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职权与职责研究

本文研究的职权与职责属于狭义的,即作为国家权力表现自身存在和运作的生命形态,是实现承担的职能、达致目的的前提性、根本性的途径。从职权与职责的定义中可以知道,二者乃同一个法律实证体的密不可分的不同侧面。职权与职责具有各自的主要功能。职权与职责产生的法理依据:人民主权论、法治论和分权制衡论。在职权与职责关系方面,首先探讨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和共同点;进而解读职权本位抑或职责本位问题,认为应坚持后者,确立当作"人民勤务员"的"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     

权力人腐败的机会主义动因及其矫治

人类经验表明,权力腐败实质上是权力人的违法腐败。机会主义人性行为分析证明,权力人的腐败本源于权力人的机会主义人性,是人性利己与利他矛盾内耗的外在表现。通过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代理人机会主义和权术机会主义的观察也发现,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则约束,权力人从本性上必然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滥用权力,作出谋求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败德"行为。因此,为了防止权力人的腐败,就需要以多重制度设计抑制权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权力人的败德行为,矫治权力人的权力滥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权力人机会主义腐败的治理将是一场需要战胜自我本性的持久战,要打赢这场反腐持久战,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反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化、协同化与现代化。     

公共管理与公众舆论

自18世纪开始兴起的公众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形成,而20世纪公共管理的勃兴正是这种民主思想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公众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认识分野,受制于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公众舆论观向现代公众舆论观转型的过程中,公众权力论逐渐让位于管理控制论。由于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关系失衡,当代公众舆论面临着环境危机。在目前善治的要求下,公共管理从公共利益出发,必须以保护公众舆论的自由和多元为己任,确立自身被监督者、反馈者和配给者的多重角色,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Balanced Scorecard Implementation in a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y: Issues and Challenges

Over the last decade the balanced scorecard (BSC) has emerged as a popular strategic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within various public sector organisations as it assists in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strategy and in measuring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BSC has been of value to a large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y (LGA) within Australia. The research takes a thematic approach to identify the issue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t in relation to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BSC, which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a review of annual reports, published relevant document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3 senior managers of various programs and divisions within the LGA. Futur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are also identified in this area.     

公共权力意识与服务型政府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意寓有赖于解析和建构,虽然公共领域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但公共权力意识从未得以充分地激发,许多人追求公共权力却带着模糊的公共权力意识,甚至只有私权意识,这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深层原因.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语境基础,公共权力意识的觉醒既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社会前提,也是它的过程指向,应充分地激活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对于公共权力,公民有责任去建构它、维护它,如同爱护私权一样去爱护它.     

公共管理学：定位与使命

公共管理学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发展而来,其最初源头在政治学。所以,政治学对于公共行政学的意义,犹如经济学对工商管理学的意义。但是,公共管理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和指导原则,因为,公共管理是一项独立的管理活动,其对象就是公共资源,其主体就是以政府为核心所形成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统一的公共治理体系;而其原则就是公共性、公正性和效益性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公共管理学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关键是要关注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创造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为此,中国公共管理学应该在3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确立公共管理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二是确立中国公共管理的规范性价值体系;三是形成理论与实践能够相互转化的研究能力。     

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

中央权威是指中央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享有的独占性威望和最高强制力。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是对国家法治战略之中央权力宪法安排的解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是我国宪法精神的集中表达,是央地权力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从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是宪法之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它为中央权威提供了更具连续性和公正性的合法性基础;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最高监督权和加强中央司法权威的控制力,是宪法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需求,也是加强中央权威的根本宪政途径;宪法意义上的地方分权是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威的一种回应性诉求,也是宪政权力纵向配置的一种内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