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itimacy,Political Equality,and Majority Rule

Abstract. This paper claims that the intuitive and widespread legitimating power of majority rule (MR) arises from the link between majority rule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The egalitarian character of MR is established by exploring “puzzles” in democratic theory, such as the insensitivity of democratic voting procedures to unequal intensity of citizens' preferenc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unanimity (sometimes thought better to respect citizens' equality) and MR. Special attention is direc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equality and equality in the outcomes of political decisions: The claim is made that the language of equal political opportunity captures well the idea of equal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circumstance of disagreement about what is required to achieve equal treatment through the outcomes of political decisions.     

论社会多数决的适用——基于公寓大厦管理立法展开

多数决,意指视多数意志为全体意志而要求统一遵行。多数决作为民主的要核,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广泛适用于社会生活。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社会多数决与政治多数决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多数决并不完全复制政治民主的理念与制度,其适用也并非是无条件、无限度的。多数决以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且该共同体内部应有利益分化,并由此形成可流变的多数与少数。可交付多数议决的一般限于共同体特有的公务事务,排除就个人事务进行多数决,以禁止多数意志替代个人选择;对国家立法已有强制性规范的事项也不得适用社会多数决,且多数决结果不得与强行法规范相抵触。     

诉讼法典要不要规定基本原则——以现行《民事诉讼法》为分析对象

从各主要国家的立法例考察,直接在法典中设专章或专门条文规定基本原则的不是主流做法。由于受苏联法律的影响,在法典的卷首规定基本原则成了新中国立法的定式,但事实上这是过高甚至误解了基本原则的功能。基本原则只具有指导立法的功能,不能承载规制诉讼主体的行为准则和司法准则的功能。同时,诉讼法典规定基本原则,与程序法定主义和严格规则主义相冲突;加大了立法成本和将来修改法典的难度;为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司法解释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和空间;也把目前学界在基本原则上的重大分歧带进法典中去。因此,在利弊权衡之下,我国可以考虑将基本原则从法典中撤出作为其立法体例的另一种思路。     

"程序性制裁理论"的理论反思——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分析焦点

在刑事程序领域,程序性制裁理论的提出与系统诠释,不仅凸显着程序正义理念与程序规则的独立性价值,而且为我国构建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规制、预防机制提供着重要的理论依托。但经由反思与检讨,程序性制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自恰性欠佳与前瞻性不足等缺陷,而且针对那些隐性的、消极性的、随意性的、非致力于起诉或审判的程序违法侵权行为,也表现出治理效果欠佳的实践局限。重估程序性制裁之价值、肯认程序性制裁之局限,目的是为了我国未来构建一套针对程序性违法的综合治理机制。     

民主视域下的资本多数决异化根源研究

由于多数决这一民主表决机制自身的缺陷,资本多数决原则虽来源于对正义的诉求,却易被大股东所滥用,悖离实质正义,出现异化的结果.为此,应在坚持资本多数决的同时,通过制度安排来维护小股东的权益,减少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机会,以实现股东间关系的制衡.     

基于学术不端撤销学位的程序制度建构

学位撤销权的行使应遵循同行专家评审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两级审查制,前者对学术问题进行实质审查,后者对同行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审查过程和审查结果进行形式审查;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表决方式应实行两个过半数原则,即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应由全体委员1/2以上出席会议方可举行,其决定必须经全体委员过半数方为有效,同时委员投票采记名制且不被允许投弃权票;学位撤销权行使过程中应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并通过回避、告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说明理由和送达等制度实现当事人对学位撤销过程的有效参与;最后,学位撤销权的行使应遵守必要的时限。     

Expediency,Legiti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 Systems Perspective on Civil/Criminal Procedural Hybrids

In recent years an increasing quantity of UK legislation has introduced blended or ‘hybridised’ procedures that blur the previously clear demarcation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legal processes, typically on the grounds of normatively-motivated political expedienc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instances of procedural hybridisatio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at, first, the reliance upon civil law measures to remedy criminal law infractions can raise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second, that such instrumental criminal justice strategies deliberately circumvent the enhanced procedural protect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By conceptualising the rule of law as a structural coupling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s, and due process rights as necessary and self-imposed limitations upon systemic operations, this paper employs a systems-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ritique this balancing act between expediency and principle, and queries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legislation contravening the rule of law can be said to lack legitimacy.     

毒品犯罪案件中特情侦查的程序控制——以4322件案例为样本的分析

对4 322件毒品犯罪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在特情介入方面,我国各省份的认定比例、控辩审三方的认定态度以及特情的身份来源都呈现多样性,特情参与的案件以零包贩毒为主,内心常因被动且多有引诱行为,被告人适用重刑判决较为少见.反映在实务中则表现为特情的选择条件过于宽泛、案件范围背离规范、启动缺乏证据前提、过度介入以及监控失范等...     

除罪化、程序法治与法的可预期性——以黄碟案为中心的法理透视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对隐私权的保护是相当明确和清晰的.同时,虽然法律对于制作、复制、销售、传播淫秽制品等行为明文禁止,但是对于在家中观看淫秽录像、电影等行为却并未评价.因此,在正式的法律体系中,应当认为观看淫秽制品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在非正式的法律中,却受到禁止.这实际上是观看淫秽制品的行为在非正式法律体系中尚未完成除罪化过程的结果.这一制度体系上的混乱为法律官员的选择性执法奠定了基础,从而削弱了法律在形式上的统一性和实践上的可预期性.因此,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最重要的仍是确立国家权力需要制约的观念,并在制度上清除那些可能造成混乱的因素.     

非法拘禁型供述排除规则研究

传统自白任意性规则对于非法拘禁型供述的排除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有必要引入美国毒树之果理论。只要供述是先前非法拘禁的产物或与先前非法拘禁有关,即可视为毒树所生之毒果加以排除。但是若非法拘禁与供述之间由于介入因素的影响致使两者关联性微弱,排除供述无法达到吓阻违法的目的,依毒树之果的例外如稀释规则,供述可不排除。当前我国犯罪嫌疑人未被赋予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却要承担如实供述义务,多重介入因素的影响非但没有稀释非法拘禁与供述间的因果关系,反而更紧密了两者联系。故我国对非法拘禁型供述采绝对排除。未来随着讯问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调整,诸如稀释规则等毒树之果的例外应引入我国,并由控方来承担争议供述与非法拘禁型方法之间无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建国以来我们进行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始终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法制化的强制性约束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1998年开始的机构改革要跳出怪圈,要走出一条新路,就必须使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我国冲突法立法应拓展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

从冲突法的价值取向上分析,以往我国学界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根基的认识失之狭隘,往往仅笼统地论及该原则的正义性,而没有将之细分为“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加以考察,更没有明确涉猎“冲突效率”和“实体效率”之价值取向。正因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将正义与效率融于一炉,故其在冲突法中的存在和发展较之其它冲突规范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有鉴于此,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政策的前提下,我国冲突法立法应拓展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并将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的自治权利扩大至更为广泛的法律冲突领域。     

程序正义之维度——基于中国刑事司法语境的分析

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该国的“也许正在发生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控制模式的失效、犯罪率高和社会公众安全感下降的严峻现实。在我国刑事司法语境下，程序正义的维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程序的内在价值是程序正义的应然维度；秩序的安定性是程序正义的现实维度；尊重人的尊严是程序正义的实质维度；诉讼效率是程序正义的效益维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结构性困境——基于内部视角的反思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运行路径上分为排除法则与瑕疵证据补正法则两种范式。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例外情形,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在实质层面承载着排除法则的功能。其正当运行以准确划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为前提,但司法实践却折射出规则的内部结构性缺陷: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界限模糊,不仅导致排除法则范围不明确,诸多违法所获得的证据也难以涵盖其中,而且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往往成为非法证据不排除的方便之门。破解这种结构性困境的思路是,通过司法解释构建覆盖面广、刚性的排除法则,并通过指导性案例渐进地发展精致而实用的例外法则。     

基于法律内在性的法治标准新探

已有法治标准理论,缺乏对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及其在法治中基础地位的应有认知.借鉴哈特提出的法律规则内在性理论,可以提出一种更能契合和支持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实际的法治标准理论.这种理论将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作为法治标准的基础和核心指标,同时还包括法律强制性威慑能力、柔性用法回复良性社会关系的能力、依法追究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有效防止和救济用法造冤行为的能力等指标.这种理论,可以有助于我们将法治理念和制度建设一体推进,更有针对性地凸显法治的重点和难点,更明确地认知法治的主体力量,有的放矢地构建良法的文本和制度,落实法律内在性及其规制能力的制度,实现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有效统一的良法之治.     

意思自治原则的成长与法治社会

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核是主体的平等自由,理性主义和权利本位观、商品经济孕育了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该原则的成长与法治社会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税。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保障人权,实现经济民主成为其应有的以向。意思自治原则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契合,必将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亲情正义与规则正义的冲突与调和——基于亲情案件引发舆论争议的思考

亲情正义与规则正义的立论基础不同,导致涉亲情案件中依法律规则的裁判结果与社会的情感评价可能冲突。亲情正义强调亲情伦理,思考问题充满感性和区别对待,更注重亲情带来的义务要求。而规则正义强调法律至上、理性思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注重平等对待。为弥合二者冲突,借鉴不同地方的法治经验实属必要。立法和司法也应更积极回应亲情正义的要求,清晰界定涉亲情案件中对事、对人的适用范围,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如此方能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合理互动。     

法治语境下盗窃罪治理模式探究——基于犯罪统计的分析

我国对于盗窃行为采取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二元制治理模式,其中,盗窃数额是划分盗窃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即盗窃罪)的重要标准。盗窃行为二元制治理模式虽然为时久远,且富有效率,但也存在犯罪数量前后可比基准不一致、刑事政策制定依据偏离客观事实、警察权过大、司法权受限、难以对盗窃案件进行统一、科学、有效治理等问题。为了解决二元制治理模式产生的弊端,基于法治语境和相对优势理论,可以考虑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盗窃行为全部纳入刑法,以盗窃罪予以处置,尝试建立一元制的盗窃罪治理模式,此举可以大大提升犯罪治理的法治化。     

规则建立过程的知识考察——以“刘涌案”事件为空间

“刘涌案”曾经在中国法律界甚至更大的社会范围引起很大的轰动与反响。围绕着“刘涌案”审理与判决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法律界以及社会大众等群体间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与主张,从而在社会空间中产生了一系列事件。本文首先通过对“刘涌案”事件中不同群体对该案的看法及所依知识的分析,概括描述了该事件呈现出的各种刑事诉讼法律知识的存在状态。然后,对这些知识在建立程序规则以解决事件冲突中体现出的特点与相互间的结构关系进行了分析,进而阐述了该案程序规则所依据的知识理论在事件发展中展现出逻辑与系谱。接着,由“刘涌案”事件引申,对更大范围的中国法治现代化中的诉讼法律知识型的品格、结构进行了分析。最后,反思了对现今知识型条件下的刑事诉讼理论构建及制度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提出了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重要性。     

论作为法律之德的法治——基于塔马纳哈"薄的法治"概念所作的分析

法治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治理,人类社会的法治必有一个"重叠共识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作为法律之德的法治".这是一个"薄的法治"概念,利用它,我们可以明确法治的核心要素和基本难题;有了它,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与各种社会理想、不同文化传统、多元价值目标兼容的复杂关系和各种可能的方案.上述二者都是当代世界,包括中国法治最为关键性的问题.本文采取一种以全球化视野对法治概念进行思考的方式,目的在于澄清法治问题之所在,其终极关怀在于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