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国内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文章以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和增权等理论为基础,立足社区治理建设中的公共参与领域,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外社区治理模式的不同经验,试图发现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还将结合在南京的调查,总结南京的做法和经验,分析目前国内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瓶颈,提出如何更好地促进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力量参与研究——以成都市创新实践为例

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参与,有利于改变过去政府唱独角戏的窘境,有利于解决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需矛盾,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成都市正在探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新模式,通过各种方式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途径,力争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的生动局面。     

社会参与下的新市民社区治理探析——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伴随社会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要求。要实现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新市民社区,即因被征地、生态移民、地址灾害等原因被政府安置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运转的。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等,让新市民在城市适应上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相比城市社区而言有很大差距。文章通过对龙泉驿区新市民社区社会参与情况进行深度调研,并结合国内外社会参与的理论经验,分析问题、查找原因,为新市民社区的治理提出对策性的思考和建议。     

村级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

村民公共参与是衡量农村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 ;议论、选举、接触、投诉、抗议等是当前中国农村村民公共参与的主要实践形式 ;非制度化参与、非均衡状态等是现阶段中国农村村民公共参与的共同特征。     

公共决策引入公民参与的基层创新与实践——以佛山市顺德区R街道为例

在决定利益分配的政策领域,善治的主要表现就是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推行参与式治理。为帮助政府掌握社情民意,提高决策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政策失误,在佛山市顺德区参与式治理格局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下,R街道成立了辅助决策和社情民意征集机构——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这一萌生于基层的推动公民参与的实践在完善决策模式、发展协商民主、凝聚社会资本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社会价值。针对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建议从构建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采取适宜的公民参与形式、增强决咨委独立性等方面加以完善。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公共治理的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问题频发的体制性根源在于社会控制型的管理体制。追求社会的静态稳定不仅不可能,而且客观上积压了问题,激化了矛盾,不当的社会控制机制破坏了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错位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导致了与民争利,僵化的职责同构的组织体制严重弱化了应急管理能力,碎片化的社会结构状况从根本上削蚀了社会的理性基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顶层设计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公共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将管理目标重设为动态稳定,将管理理念更新为公共治理,将政府角色转换为公共服务,将央地关系调整为地方治理,将社会建设为组织化社会。     

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路径构建

公民参与是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实践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非理性参与、沟通不畅、能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导力量,理应从保证公民理性化的参与、畅通信息沟通的渠道、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的有效激励机制来培养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等方面解决问题,以促使公民与政府直接、有效沟通,增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社区治理与社会参与网络体系的构建

活跃的公民参与不仅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也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作为衡量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公共空间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参与系数的高低决定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因此，研究社会参与网络体系的构建对于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和促进社区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对策思考——以上海徐汇区为例

在市场化改革的新时期,上海徐汇区社会组织获得了持续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作为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徐汇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自身,又服务了居民,扩大了社会影响,但同时也遇到了政府支持不足、居民认同度低、自身发展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拟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对策。     

社会参与:危机治理范式的一种解读

危机治理已成为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建构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危机治理模型、实现社会的有效参与,是处理危机的重要环节。政治文化建设和公民社会发育作为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土壤,同时也是危机治理机制运行的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政府与社会处理危机应对措施的分析,探究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的责任,阐述责任政府的危机治理效能,提供危机柔性管理的基本思路。     

社会管理体制中的公众参与:国内研究文献述评

近年来,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文献。通过对国内现有文献的整理与评估发现,学术界围绕社会管理体制中公众参与的内涵、价值,面临的困境和相应的解释与分析,以及推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策略等几方面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存在整体研究质量不高的问题,需要继续推进和深入研究,促进有益的学术探索与知识积累。     

社工参与城市治理质性研究

新型城市治理结构引起了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关注。研究发现,社工参与城市治理水平均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顶层制度设计和民间机构力量的影响。典型城市社工参与城市治理经验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对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城市可资借鉴,从而做到少走弯路。     

国外城市民主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及其启示

国外城市民主治理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政府分权的一种管理方式。在城市民主治理中公众参与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和核心内容，公众参与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参与主体的素质、公民文化与法律制度等条件，而且取决于参与的渠道和方式，所以西方国家的城市政府不断创造条件，积极有序地推动公众参与的发展，使其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与社会共同管理的管理体系，这对我国城市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中国计生协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开展计生协参与城市治理研究是推动计生协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研究围绕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背景、内容、路径开展。未来的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应当以城市社会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城市治理实践为目的,以"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为研究使命,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和计生协组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等背景,探寻新时代中国计生协组织如何在自身改革创新基础上推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从社会管理视角看上海当前的城市治理

一、社会城市治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管理在中国加入WTO后及上海申博成功后,上海确立了“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上海的城市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良好的城市管理理念、内容、方法都将因此而成为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能否在新世纪掌握主动权的关键所在。城市治理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管理。城市管理指的是城市政府以城市的外在特征(如人口、环境)为对象的,为实现城市运转和发展所进行的控制行为和活动的总和,它是对城市所有单位、部门、产业的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而城市治理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管理,它是指多元…     

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现状分析与顶层设计——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深入理解、系统把握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内涵特点,探索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范式与机制路径,成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实践课题。当前,上海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成效明显,但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数据平台分散、推进不均衡、感知度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精细化理念和文化缺失的思想困境、缺位错位越位的治理主体困境、法制与监督不精密的制度困境,以及失衡与薄弱的技术手段困境。上海推进社会精细化治理,要按照“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原则,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上下双向互动、流程驱动、科学决策、过程控制、法治保障”的社会精细化治理新模式,形成“两案三制一体”的治理体系。进一步,要更加注重人本主义,更加重视基层自治,更加关注多元主体诉求,更加彰显文化力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强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本体建设和载体依托,优化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流程和机制。     

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建构性路径——以上海“社区自治家园”建设为例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社区大多缺乏团结、合作、自主、信任的公共精神,不利于社区自治的展开。在我国的社区改革语境下,公共精神的成长具有建构的属性,即外在机制影响着公共精神的成长和发育。作为社区建设的一部分,公共精神的建构路径选择及其效果存在差异性。本文针对上海三个社区案例的研究,比较五个因素在建构实践中的作用机制与地位:政府主导与资源配置是影响社区发展的常量因素,而社会组织、公共空间和精英作用等,在社区公共精神的建构过程中则扮演着关键变量的角色。这些常量与变量的结合决定了社区自治的效果:社会组织的作用需要建立在政府后台支持的基础之上;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是可以转化的,核心是如何引导;精英作用对于集体记忆的形成是非排他的,社区公共精神的缔造离不开居民的普遍参与。     

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四重逻辑

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拓展为基于国有企业属性的“属性责任”分析框架,以国网浙江电力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考察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面向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系统内防控、自愿性公益、执行式参与、主体性治理四类行为,体现了市场属性驱动其履行市场责任的市场逻辑、社会属性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逻辑、政治属性驱动其履行政治责任的政治逻辑、公共属性驱动其履行公共责任的公共逻辑。文章创新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回应了否定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多重责任的理论质疑,阐明了国有企业需要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履行多重责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优化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环境的政策建议。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中的差序格局

通过对2000年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提名顺序与网络密度、交往频率和所讨论的重要问题的性质相关。与自我关系越密切的人,越会较早进入自我的网络提名名单。与此相关的是,关系持续越长久和交往频率越高的人,越早成为自我的讨论网成员。同时,越早提到的网络成员,与自我讨论的问题更可能是混合性的。工具性内容随着提名的延后而增加,而情感性内容则随着提名的延后而减少。这些发现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费孝通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用于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理论。这一提名顺序还意味着,在包含工具性、情感性和社交性内容的混合性功能的讨论网中也存在着大致相同的模式,这也许是差序格局理论的现代扩展。     

社会管理创新范式：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协同治理强调除政府外,市场、社会组织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组织具有服务多样、灵敏高效等特点,是实施政府职能的重要组织力量,又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备的支撑体系。引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以协同治理应对政府和市场协调的失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和保障公民权益。